我上的是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
2015-06-19 1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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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是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

我的大学生活之一

我是在19609月,至19657月期间上的大学。就读的就是我们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作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数量,在北京高校历史系中仅次于北大历史系,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流的高校历史系。我就在这个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里,渡过了五年快乐而终身不忘的大学生活。

入学不久,我们就遇上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并没有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因为过着吃不饱、饿肚子的日子而愁容不展。相反,我觉得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师生,那时都生机蓬勃地满怀着革命理想,充满了希望而勤奋学习、愉快生活着的。

当时,全校各族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地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物资稀缺等困难,同仇敌忾地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民族学院渡过了五年难以忘怀的、充实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活。

迎新会上初见全国著名的历史学者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并于当年就开始招收学生。只是与学校一样,在最初几届的招收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和从少数民族地区招来的“调干生,”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1960年可能是中央民族学院,首次在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天津、上海、江苏等非少数民族地区招生,而且基本上招的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招生名额多达80多人。我们这班新生到校后,历史系学生人数大增,首次实现了五个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班的完整无缺。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除了语文系有两三位教授之外,全校教授几乎全都集中在历史系,其他如政治系、文艺系和科一部、科二部都是没有教授的。历史系拥有正副教授,仅次于北大的雄厚师资力量,使历史系更显俊杰毕至、名师云集。校、系领导对我们这届新生入学的迎新大会十分重视,教授专家全体出席开得非常隆重。

在迎新会上,对我们学生影响最深的,当然是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并且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专教授们。系主任翁独健先生的风采,他那风度翩翩的雅观趣谈,至今仍历历在目。只见他身披风衣、手持烟斗,挺身站立而道:我叫翁独健,就是一条腿“独健”。顿时之际,一阵轰堂大笑。

大名鼎鼎的专家与对之敬仰慕化的莘莘学子、学富五车的教授与求知若渴的芸芸学生、众望所归的校系领导和他领导的师生之间,顷刻就自然而然地融为了一体。

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到他当时的南池子住所造访,还曾与他谈及此事。老先生依然如故地和蔼可亲,风趣一笑地说道:你还记得这么真切。那个时代的大学问家,就是这样地毫无架子。

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两个方向

建国后的全国高等校院,经过调整后到60年代初,诸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各院校的历史系,都已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作为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除了拥有的众多教授数量外,还因为他所设立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是自己所独有的特色专业,为其他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中,正副教授们也就有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专业区分。

历史学方面的如:翁独健、傅乐焕、张锡、徐宗元、胡德煌、王翰、石钟健、邝平章等;民族学方面的则有如: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和陈永龄副教授等。

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居的教授不同的是,那时候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都是以教学为第一已任的。除了翁独健主任和林耀华副主任外,如副主任傅乐焕教授和张锡、徐宗元、王翰、程溯洛、陈永龄、邝平章等正副教授,都是直接给我们上课的。他们敦厚的教导和亲切地指引,使我们在今后几十年的成长道路上,充满了永不休止动力。

历史系当时还有一批才华横溢中年讲师。他们纷纷登上教学第一线,不仅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讲课,深受我们的欢迎;而且还平易近人地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感情。如历史学方面的李文瑾、孙、苏晋仁、贾钦老师,民族学方面的施联珠、陈雪白、宋蜀华、黄淑娉、王辅仁、朱宁、胡恒和陈凤贤等老师,都是我们毕业后返校时,必然拜访的尊敬的师长。

亲聆著名教授有特色的授课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在当时属全国第一流的,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得以聆听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面提亲授。

学校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育。为了加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门通史课的教学,我们一年级时的世界古代历史,由张锡彤老先生亲临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由徐宗元先生亲临教授。这是两位学问渊博、功底扎实的老专家,更是两位令人信服、受人尊敬的长者。

张锡教授是驰名的世界古代历史专家,由他翻译出版的苏联专家柯斯文著《原始社会史》,至今仍是中国这方面的权威专著。当时年近60先生讲课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而且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十分好记笔记。许多邈远朦胧的远古历史,经他讲述后令听者难以忘怀。

40多年后的2008年,当我和老伴去埃及时,面对古老的卢克索克纳克尔神庙,以及雄伟昂然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正是回想起当年张先生教我们的世界古代史知识,才能对埃及古代文明与我们华夏古代文明,做出比较研究从而撰写出一些文章。

相比于张锡教授,当时才40出头的徐宗元先生,显得更为年轻有为。据说先生是在30多岁就评上了正教授,是当时学校最年青的正教授。先生专攻中国古代史,功力深厚,他将“悠哉邈远”的“三五之代”中国远古历史,讲得非常形象生动,所以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只是他那风趣诙谐讲叙,总是弄得我们乐滋忘情,往往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自己记笔记的手。只是听到下课铃声,才又后悔没能记下这一堂精彩的中国古代历史笔记。

尤其是,先生讲课时,会不时地在堂上对学生点名提问,内容是他刚教授过的重点,一方面检验教学效果和学生听课情况,另一方面也增进了与学生间的交流。这样的堂上交流,也是我们欢迎先生的内容之一。不过,对那些上课思想开小差、看小说,或做其他事情的学生,他也是洞若观火,会喊他们起来回答问题,若回答不出、或者是“答非所问”,就让他暂且站立一会儿。

于徐先生出色的教学和指导,我和许多同学立即就对中国远古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课后常去查阅和收集“正史”中的有关史料。正是我在大学时期打下的中国古代史基础,才让我在退休之后,能够专注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撰写一些关于女娲、神农和黄帝、蚩尤等华夏始祖,以及汉族发展源流方面的文章。

令人难忘的老师

那时历史系的老师,普遍受到学生的拥戴。因为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学生,不像如今有一些“教师”那样,常向学生索取。当时几位教学颇有特长、对学生亲切入微的老师,会令我们长久难以忘怀。英语教师徐先伟先生,就是我们无论走到那里,总会时刻想念的一位老师。

1960年入学历史系的80多人中,大部分人在是中学里学习俄语的,只有14人是在中学里学习英语的。所以,我们每当上外语课时,的学生占了平时上课的大教室,英语班的14人就到2号楼语文系的小教室去。这就显得我们这14人的英语班,与全班多数人众的俄语班有点

我们英语班“不同于众”的还因为是,给我们上课的教师徐先伟先生,是位英语功力深厚、口语流利、教学有方的赴美归国的学者。她为人谦和亲切,在她的教导下,英语班14个学生亲如兄弟姐妹。1962年春节,徐先伟先生还将我们英语班的七八个留校学生,邀请到她在中关村的家去。在我们毕业时,她已有两年没有上我们的课了,但我们英语班的14个学生,都没有忘了专门找她合影告别。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先生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让我的英语成绩和水平突飞猛进。在徐先伟先生鼓励式的教学下,我的英语成绩几乎是从班上的末位,飞速上升到班上的前列之位。先生注意到我难改浓重吴语口音的,“洋泾浜”式英语发音,就让我不像有的同学那样,花功夫去注重口语朗读,而是指引我下力气进行书面阅读,通过掌握大量单词,再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于是就让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逐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还有一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师是,当时的青年教师戴可来先生。先生是历史系学识广博、才华横溢的一位老师,他好像1958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参加完少数民族五套丛书调查,来到我们历史系的。他在那时给我们开设的“世界民族志”,是一门从无人上过的、开拓性的新课程,从上台讲课到编写讲义,都是他一人的亲力亲为。

他带领我们到广西百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实习调查。一个山寨、一个山寨地查看我们的实习村落和生活状况,择定编写的家史和村史素材。书稿写出后又和我们一起挑灯夜战,将完稿的家史、村史,刻成腊版油印成册。

直到我毕业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偏远的广西竟然不知深浅地,向他索要“评法批儒”的资料。先生费心地给我邮寄了一些当地少见的资料,还婉约告示我怎样阅读这类材料。可敬的先生,我一直铭记着我们的相处,更期盼着您的再次面命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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