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
2015-09-13 15: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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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

徐亦亭

    我是1960年8月底至1965年7月间上的大学。所以我的大学生活,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这批毕业于1965年的大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的一些所见所历。        

    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完整地接受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下指引下的17年学校教育。由于我们是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连续读完了6年小学、6年中学和5年大学。因此,我们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指称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

    我就读的大学,就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作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在我们入学不久,就遇上了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三年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像后来有些人描述的那样:因为吃不饱、饿肚子而过着愁容不展的日子。

    我觉得在那段时期,我们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是充满希望、满怀理想,生机蓬勃地勤奋学习,互相团结、共同进步,和谐愉快地幸福生活。

    那时候,我校各族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卧薪尝胆、同甘共苦地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物资稀缺等困难;同仇敌忾、步调一致地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这批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本领,被培养成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而且也让我们这批青年学生,留下了五年充满幸福回忆的大学生涯。

                                一、我考上了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在我报考大学的1960年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以其拥有数量众多的正副教授,及其所设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专业,为当时国内其他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从而跻身于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

1、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大城市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并于当年就开始招收第一届历史专业的学生。只是在他的最初几届的招收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和从少数民族地区来的“调干生,”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

    到了我报考时的1960年,可能是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次,在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江苏省等非少数民族地区招生,而且还招的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在上海市,好像又是历史系的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同时招收高中毕业生。

    其实当时我对中央民族学院,及其专业设置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只是凭着当年的高校招生专业介绍,我毫不迟疑地将第一、第二两个报考志愿,分别填报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民族学专业和民族史志业。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被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所录取。

    历史系1960年入学的我们这班同学多达80来人。其中有不少同学来自,全国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例如,在我们班上来自包括中央民族学院预科和附中的北京市学生就多达十二三名,来自上海市的有8名,天津市的2名,江苏省的5名。另外还有从东北的哈尔滨市、沈阳市,以及西南的重庆市等大城市来的学生。

    我们这届80来名的新生入学后,不仅使历史系学生人数大增,让历史系首次实现了五个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班的完整团聚,而且还改变了历史系学生来源的结构变化。

2、我走了两天两夜到达中央民族学院

    我是1960年8月25 日下午三点钟,乘上海铁路局专开的赴京入学新生专列,离开从小长大的上海。因为那趟火车是学生专列,所以开得很慢,要常常等让其他列车。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运行,我们在当天晚上天黑了才到南京。

    那时候南京还没有修造长江大桥,直到第二天早晨天色亮时,列车才被分开来,拉上长江渡轮上摆渡过江。到达长江北岸后,又将火车连接起来,上午八九点钟时,火车才重新向北开动起来。下午三点左右在安徽蚌埠不到的野外临时停车,立即拥来一批妇女孩童,伸手向车上的我们讨要吃食,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刚受过灾的灾区。

    在火车上又过了一晚,到第三天的27日下午,将近四点钟时,我们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了。不巧的是,中央民族学院设在火车站的,迎新工作人员大都返校了。记得有两三位语文系的朝鲜族同学在那里守候,他们招呼我们八名刚下车的上海籍学生,告诉了我们坐公交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乘公交车到学校报到。

    赶到学校后,新生报到处的工作人员也都下班了。随后跟着学校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先去学生食堂吃了到北京后的第一顿晚餐,接着又到12号楼找了一间房屋,安排我们七个男生过夜。第二天上班后,去历史系的新生报到处正式报到。这样我们才算到家了,开始了在历史系的五年学习生涯。

二、名师云集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院校经过调整后,到60年代初我国知名高等校院历史系,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甚至许多大学历史系,都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历史专业。

1、少数民族历史的两个专业

    当时在我们一般考生的心目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历史和外国古代史专业、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春秋战国史为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专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等,都因为有自己的特色,成为报考历史专业的考生们,争抢报考的热门历史专业。

    然而,我却是因为在那几年,频繁看到电影银幕上展现的,少数民族迥然不同的生活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优美的风景,从而青睐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

     事实上,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作为全国第一流的高校历史系,主要也是因为他所设立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的,而且确是当时是国内其他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是一门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历史专业。

2、以教书为己任的历史系名师们

    我们入学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就已经具有了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雄厚师资力量中,众多的正副教授们,同样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两个专业区分。

    那时候,我们历史系众多知名正副教授们,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居的教授是不同的。在我们上学的那几年,历史系许多教授都是以教学为第一已任的,除了翁独健主任和林耀华副主任外,其他诸如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以及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程溯洛、陈永龄、邝平章等众多教授,都是亲自上讲台给我们上课的。

    给我们上课的历史系知名教授们,都以各自渊博的知识和专长的学问,以他们多年钻研的学术心得,对我们进行殷切的教导和仔细的指引。他们对我们教育和指点,一直是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在各自几十年成长道路上,永不休止的前进动力。

    特别是,当时我们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才华横溢中年讲师。他们都已登上教学第一线,风采万分地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传授知识,他们的讲课也深受我们的欢迎。兴许是因为年岁稍近的原故,这些中年老师平易近人的态度,更容易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例如历史学方面李文瑾、孙鉞、苏晋仁、贾钦颜等老师,民族学方面施联珠、陈雪白、宋蜀华、黄淑娉、朱宁、王辅仁、胡恒,以及傅乐焕先生的夫人陈雪白老师和陈凤贤等老师,都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每次返校必然要去拜访的师长。

    需要一提的是,因为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具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历史系的许多教授们,也同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的区分。比如在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中,在历史学方面的就有: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邝平章等教授;民族学方面的则有傅乐焕、石钟健、程溯洛、陈永龄等教授。此外,当时历史系还有一些担负着研究等任务,一直没给我们上课的知名教授,如:历史学的胡德煌教授,民族学的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教授等。

3、迎新会上初见知名学者

    大约是1960年8月30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召开了迎新晚会。因我们这班80来人的新生到校,让历史系学生人数大增,首次实现了五个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班的完美团聚。

    也许是加上当时中央民族学院,除了语文系有几位教授外,全校教授几乎全都云集在历史系。历史系拥有众多正副教授的雄厚师资力量,让历史系尤其显示其俊杰毕至、名师云集。所以,学校和系的领导,对我们这届新生入学的迎新会分外重视,特意让历史系的教授们全体出席。于是,这次隆重的迎新会,给我们这些刚步入大学的青年学生,留下刻骨铭心的终身回忆。

    迎新会上,对我们青年学生影响最深的,当然是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并且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专家教授们。尤其是历史系主任翁独健先生优雅的风采,他那风度翩翩的雅观趣谈,让我们至今历历在目。只见他身披风衣、手持烟斗,挺身站立、侃侃而道:我叫翁独健,就是一条腿“独健”。顿时之际,发出一阵轰堂大笑。

    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与对之敬仰慕化的莘莘学子、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与求知若渴的芸芸学生、众望所归的校系领导和他所领导的师生之间,顷刻之间就融为了一体。

    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到他当时在南池子住所造访时,还曾与他谈及此事。老先生依然如故地和蔼可亲,风趣依旧地微微一笑道:你还记得这么真切。那个时代的大学问家,就是这样真有学问但却毫无架子。

4、亲聆知名学者的授课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在当时属全国第一流的。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得以聆听许多知名专家教授的亲授,他们对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受。 

    因为学校十分重视对我们的基础课教育。为了加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门通史课的教学,历史系由张锡彤老先生,亲临教授我们的世界古代历史,徐宗元先生,亲临教授我们的中国古代历史由。这是两位教授都是学问渊博、功底扎实的老专家,更是两位令人钦慕、受人尊敬的学者。

世界古代史专家张锡彤先生

    张锡彤教授是驰名的世界古代历史专家,由他翻译出版的苏联专家柯斯文著《原始社会史》,至今仍是中国这方面的权威专著。当时年近60的张先生讲课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而且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十分好记笔记。许多邈远朦胧的世界远古历史,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述后,让聆听者难以忘怀。

    40多年后的2008年,当我和老伴去埃及时,面对古老的卢克索克纳克尔神庙,以及雄伟昂然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时,正是浮想起当年张先生所教我们的世界古代史的知识,才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埃及古代文明,与我们华夏古代文明之间的关联,进而做出一些比较研究,撰写出几篇比较研究的文章。

中国古代史专家徐宗元先生

    相比于张锡彤教授,当时才40出头的徐宗元先生,显得更为年轻有为。据说徐先生是在30多岁就评上了正教授,是当时学校最年青的正教授。徐先生专攻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远古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他能将中国远古时代“悠哉邈远”的“三五之代”,讲述得非常生动有趣,所以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只是他那风趣诙谐讲叙,经常弄得我们乐滋忘情,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自己记笔记的手。往往是听到下课铃声后,才又后悔没能记下这一堂精彩的中国古代历史笔记。

    尤其是难忘的是,徐先生常常会在讲课时,时不时地在堂上对学生提问。内容就是他刚教授过的重点,这样做一方面是检验他自己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们的听课情况;另一方面也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样的课堂上交流,也是我们欢迎徐先生的内容之一,比如,他有一次就通过课堂上交流,向我指出我的老家“无锡”之名的来由。不过作为后生学子,我却一直不好意思向他回应,我的祖籍并不是他误以为的泰伯所至梅里,而是越王所辖的东海滨地。

    徐先生对于有些上课经常思想开小差、看小说,或做其他事情的学生,也是洞若观火的。通常他对这样的学生,在大多数时间,只是对他们看上几眼,以示和蔼的招呼。也有的时候,兴许是这位学生实在太过分了,他则会提个刚讲过的问题,请该学生起来回答,如若这位学生,在回答时不知所云、或者是“答非所问”,就会让他在自己座位上,暂且站立一会儿。

    由于徐先生的出色教学和悉心指导,我们班上立即产生一批酷爱中国远古历史的同学,我和有些酷爱中国远古历史的同学一样,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深奥的中国远古历史的研究,也是在浓厚的兴趣促使下,就在上大学不久的一年级时,经常利用课后时间,去图书馆查阅和收集“正史”之中,有关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史料。

    也可能正是我在大学时期,得益于徐先生的悉心教导,打下了一定的中国远古历史基础。这才让我在退休之后,能够专注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居然得以自己之力,梳理廓清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丝索,勾勒出了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轨迹,撰写出关于中国传说时代伏羲、女娲和炎帝、黄帝、蚩尤等华夏始祖的系列文章。连贯系统发表了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古代炎黄子孙与不同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互相学习、彼此汲取,共同融合,如同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从古代华夏逐步发展壮大,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后,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形成现代民族汉族的学术论文。

5、令人难忘的老师们

    那时历史系的老师,普遍受到学生的拥戴。因为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学生,不像如今有一些“教师”那样,常向学生索取。当时几位教学颇有特长、对学生亲切入微的老师,会令我们长久难以忘怀。英语教师徐先伟先生,就是我们无论走到那里,总会时刻想念的一位老师。

英语老师徐先伟先生

    1960年入学历史系的,我们这个80来人大班中,大部分同学在是中学里学习俄语的,只有14人是在中学里学习英语的。所以,我们每当上外语课时,60多人大部分的学生,自然占了平时上课的大教室,而只有14人的英语班,就只到语文系有小教室的2号楼去上课。这就在无形之中,显得我们这14人的英语班,与人数众多的俄语班有点不同

    我们英语班的“不同于众”,主要还是因为给我们上课的,英语老师徐先伟先生,是位不同于众的好老师。徐先伟先生不但是位英语口语流利、英文功力深厚、教学有方的,赴美多年的归国学者。而且更是位为人谦和、待人亲切的慈母般师长。

    令我尤其难忘的是,正是徐先生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才让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英语水平跃升班上前列。在徐先伟先生鼓励式的教学下,我的英语成绩几乎是从班上的末位,飞速跻身到班上的前茅。徐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我难改浓重的吴语越音,加上受“洋泾浜”式英语的发音影响,着急时有些音会发不出的情况。于是就在教学中不让我像有些同学那样,花大力气去注重口语朗读,而是指引我下功夫进行书面阅读,通过阅读去掌握大量的单词,再进一步来提高阅读能力。就这样,徐先生让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英语的方法,使我在大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每次英语考试成绩也稳居大多数同学之前。

    在徐先伟先生的教导下,我们英语班14个同学亲如兄弟姐妹。每个星期大家都特别期盼上英语课。几乎是上着的英语课还未下课,又在等待下一次的英语课了。徐先伟先生很关心我们的成长,看到我们课余演话剧的海报,也会高兴地与我们交流一番。

    我特别记得1962年的春节,徐先伟先生特意将我们英语班的,七八个没回家过年的学生,邀请到她在中关村的家去,为消除我们过年时对家人的思念,专门给我们介绍西方美国人的过年情况。

    因此,在我们毕业时1965年8月,我们英语班的14个学生,谁都没有忘掉已经有三年,没给我们上课了的徐先伟先生。大家特意在离校前,专门找到这位尊敬的老师,与她合影告别。至今我仍珍藏着这些与徐先生的告别合影。

世界民族志老师戴可来先生

    还有一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师,是当时的青年教师戴可来先生。戴先生是历史系学识广博、才华横溢的一位老师,他好像1958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参加完少数民族五套丛书调查,来到我们历史系的。他在那时给我们开设的“世界民族志”,是一门从无人上过的、开拓性的新课程,从上台讲课到编写讲义,都是他一人的亲力亲为。至今我还珍藏着他当年编写的,《世界民族志》讲义。

    他曾带领我们到广西百色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实习调查。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他一个一个瑶寨、一个一个壮乡,查看我们的实习村落和生活状况,从中择定编写的家史和村史素材。书稿写出后,为节省实习经费,便和我们一起住进县政府礼堂的后台。天天挑灯夜战,并将完稿的家史、村史,亲手刻成腊版,油印成册。

    直到我毕业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偏远的广西竟然不知深浅地,向他索要“评法批儒”的资料。戴先生费心地给我邮寄了一些当地少见的资料,还婉约告示我怎样阅读这类材料。

    尊敬的戴先生,我一直铭记着我们的相处,更期盼着您的再次面命耳提。

二、我们大学时代的政治思想教育

     我认为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高等院校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社会上好像有这样一种现象:是不是有些人总喜欢怀疑、或者是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于不愿承认过去行之有效的、正确的事情?他们动不动就对自己以前所经历的、或者所做过的事,都要拿出来批判一番才好。

    其实,高等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这原本就应是高等学校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一项基本工作和重要手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毫不动摇地,“一以贯之”地坚持执行。

1、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

    回想起来,在我就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高校,都是非常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而且,当时学校结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取得的成效也是十分明显的。

    那时候中央民族学院,对我们这批大学生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来说,许多内容至今仍令人难忘。我们这一批“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在校的大学生,大多都经历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及时学习党所发表的方针政策,以及学习“反修批修”的革命理论学习;听取一系列生动活泼的形势报告、及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报告;经历了国家遭遇暂时的物资缺乏等困难的考验;而且还参加过当时以“四清”运动名义,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等运动。

    我们这批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不仅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克服了当时的各种考验和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为革命而学习中去。更重要的是,还让我们这代人确立了以讲贡献为荣奉献精神,以及对待工作认真地忘我的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反过来影响和促进了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形成,从而深刻而久远地推动着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

2、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我们上大学不久刚好遇上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正式出版。于是,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活动中,我们立即轰轰隆隆地展开了,深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以,我们大学第一学期开学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成了我们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刚上大学时,购买于1960年11月9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每当看到这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就揭开了当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时的美好回忆。当时我们把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简称为“学毛选。”那个时候,人们每星期工作六天,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上午均是上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各门课程的教学。而六个下午则是: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两个下午的业务学习、一个下午的文体活动,以及星期六下午的自由活动。

    有很长一段时期,每星期二和五这两个下午的政治学习,主要就是学习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方式是按小组,一人读其他人跟着边听边看,有时也由自己个人阅读。这样的学习确实有着“立竿见影”似的显著效果,特别是由于年轻时的记忆力强,有些毛选四卷中的文章至今仍不忘怀。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代人有不少,都能随时背诵着毛主席著作,来批评别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3、革命前辈教导我们克服暂时困难

    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我们当时政治思想教育,还有常态化的理论学习。在1960—62年,也就是我们上五年大学的前三年,遇上了被人们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是,即使是在那时食品匮乏、物资供应单调的形势下,我们这些并没有吃饱肚子的大学生,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埋怨、厌世和怨天尤人的消极情绪,甚至丝毫没有愁容不展的面目出现。相反,我们这批大学生自始至终地满怀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树立起美好的理想,努力地勤奋学习革命理论,愉快而生机蓬勃地生活。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上大学时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请革命老前辈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来教育我们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教导我们青年学生要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要树立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远大革命理想。

    20世纪60年代的中央民族学院,拥有许多经历长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革命老前辈。当时这些被我们尊称为老红军、老八路的老革命,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爱戴。所以,面对食品和物资匮乏、学校伙食单调等困难的实际情况,学校经常请校内外的老红军、老八路,讲叙他们的革命生涯,指引我们树立革命理想,接好革命事业的班。

    那时全国各地城镇一度粮油紧缺、食品稀少。人民群众生活必需的米面粮油和禽肉蔬菜等食品,突然难觅其踪迹。不过,国家很快就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国城镇居民的粮油肉蛋等主要食品,以及布匹棉花等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有计划的定量供应,有效地保障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供应。但是在定量供应外,几乎还是没有什么其他食品供给。当时即使是有钱,也无从买到计划供应以外和食物,不要说我们这些没有收入的学生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三年中似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每天在学校吃的饮食,基本上都是五个玉米窝头加两盘煮白菜。那就是:中餐和晚餐各两个窝头加一盘煮白菜,早餐时一个窝头可配有一两大米粥。过了一些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星期好像有一两次正餐,会在煮白菜里加了些动物性的荤菜。当时听说,这是有一位可敬的学校领导,向西北某地要了一些骆驼下水,来改善我们青年学生的伙食。

    在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确实是遵循了革命前辈们的教导和激励,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卧薪尝胆地,克服了粮油和物资缺乏等暂时困难。也正是因为革命前辈们的教导和激励,才使我们这一批在当时正处于体力旺盛、食量亢进时期的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每天吃着贫乏单调的食物,听着自己的饥肠辘辘之声,却没有出现怨天尤人和愁容不展的情况。

4、老专家激励我们树立“又红又专”的理想

    在学校请来给我们作报告的革命老前辈中,有时任农业部长的陶如笳、团中央书记的王照华,以及国家民委和许多部委中受人爱戴的革命老前辈。这些革命老前辈,同样也是当时中央部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这些受我们敬慕的领导,大都是以自己的革命亲历,来给我们做怎样树立革命理想的报告。所以他们的报告对于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时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些生动活泼、令人难忘的政治思想教育,当时对我们这代大学生来说,的确起到了引导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树立了为革命学习的宏大理想。所以同学们都精神焕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满怀着自己的理想而勤奋努力地学习,生机蓬勃地渡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在各级领导的理想教育鼓舞和要求下,同学们为了克服国家暂时的物资缺乏等困难,纷纷在学校的安排和组织下,都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内寻找空地开荒种菜。其实像这样的开荒、种菜等劳动,对我们这样来自城市、从未经过农事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种在精神上带来愉悦的教育。同学们通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地种菜活动,享受着的主要是劳动带来的愉快。

    在各民族同学最大的共同理想下,各民族师生关系融洽。我们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姐妹,课堂上老师生动地讲课,学生们安静地认真听课。课余时间虽然学校考虑到人们进取的食物较少,人体产生的热量不足,不主张同学们进行体力消耗量较大的赛跑、足球等剧烈的体育活动,只是提倡做做广播体操。不过无论在教室还是在宿舍,还是能经常听到同学们的昂扬歌声。这就是我们当时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产生了卓著有效的实际成果。

    理想教育让学校各民族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通过各级领导的理想教育,我们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民族同学,认识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学的最大的共同理想之所在。

    学校除了聘请的校外革命老前辈,以及苏克勤书记给我们做报告外,我们历史系领导也经常请校内其他的革命老前辈和老专家,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

    记得历史系领导聘请的几位校外前辈专家,对我们进行理想教育时。就有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韩儒林先生等。这两位史学界的前辈老专家。他们给我们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不要只红不专、或者是只专不红。

    韩儒林先生是与我们历史系主任翁独健先生,这是两位南北齐驱、驰名于时的,名闻海内外的蒙古历史专家。也许是出自他们俩位的至交,那次韩先生的报告,似乎还是在他紧张的旅途中,见缝插针地安排的。多年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夜间,我在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某北京市招待所,拜见的韩先生时,谈及那年他来民院历史系做的报告,老先生还记忆犹新地数谈起当年的事来。

    不同于担任领导干部的革命老前辈,多着重于革命理想教育,这几位学有专攻的前辈老专家,则是根据当时历史学科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具体而深入地教导我们,必须要在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掌握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料,深入周到地钻研历史。要求我们既不要做空头政治家,更不做只研究历史而不讲政治的人。要努力将自己培养成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

    正确的革命理论和扎实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这代人以历经久远的影响和启迪。上世纪60年代对我们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对我们这代人提高思想认识,正确对待并克服当时遇到的暂时困难,起到重要的作用。还进一步指引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

    回想起,身为革命老前辈的这些领导们,以其亲历亲为和言之有物的生动报告,不仅让我们在当时接受他们的报告,而且他们在报告中用生动语言讲出的,至今仍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浅近而又深刻的哲理,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5、难忘校党委书记苏克勤先生的教导

    学校内的许多革命前辈,也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对我们言传身教。今天回忆起来,其中给我印象较深、也是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时任院党委书记苏克勤笑容可掬的音貌。

    苏克勤书记是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老革命,在我们青年学生中声誉很高。我们确实很喜欢听他所作的报告,因为他的报告不是空洞无物的“泛泛而谈,”而是确能为我们解惑、释疑的,有很大针对性的报告。

    当时有一阵,只要是接到去大礼堂听报告的通知,我们总是兴致勃勃的。因为那很有可能就是诙谐可亲的苏克勤书记,所作的时事形势报告。他言传身教式的报告,不仅言之有物,更是妙语联珠。他那生动诙谐而有针对性和报告,常让人们听着、听着,会不时爆出哄堂大笑。

    记得有一次,他坐在大礼堂的台上做报告,出于关心地对我们说道:现在你们进食少,最好是少活动、少喝水。正巧,他却端起面前茶杯要喝水。于是,便立即放下杯子,又风趣地说:像我今天这样喝水可不行啊!台上台下顷刻之间便爆发出会意的大笑。

    当时还曾听说,也就是这位可敬的学校领导,为了我们这批青年们的健康和成长,通过关系向西北某地要了一些骆驼下水,来改善我们青年学生的伙食。一时间,端着碗里飘散着些许黄色油花的菜肴,兴高采烈的喜悦丝毫不亚于如今吃着大鱼大肉。

    听说,这位受人尊敬的学校领导,在那个年代居然为此遭遇了举报。因此被调离学校,从而受不公正的待遇。有一年,我们去藏传佛教名刹塔尔寺,当我途经他调至工作所在地的城区大街,见到路上满眼的“人遗矢”时,不无感喟地向同行的老伴,叹息世态不公之至。

    后来,过了40多年。我们来到了200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五十年的庆祝大会上。这位早已经失去了当年的英气、显得有些步履蹒跚的前学校主要领导人,由会议主持人介绍后,面向我们站起来之时,却受到我们这批如今也都老态龙钟的、当年青年学生们所发出的,长达近十来分的、经久不息的雷动掌声。

    这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何尝不是我们向大家、尤其是向下一代人表达了,经历过困难时期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认定,在自己心目中早已经确立了地位的,革命老前辈、老专家以及可尊、可敬的学校老领导们的。因为,这同样也是我们一种永志不忘的革命情操。

6、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当时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还有及时传达和学习讨论,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像当时党和国家公布的,有关农业、工业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一些政策调整,以及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等,都是我们政治思想学习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好像从是1961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与前苏联及东欧等现代修正主义国家及其政党,以及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政党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矛盾。我们党和国家在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反修防修”的教育。因为,随着矛盾的激化和斗争加剧,以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的深入,党和政府就开展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育,以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的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样,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注入了新的重要内容,那就是及时学习党和国家发表的诸如: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到反修文章。

    在我们刚上大学后的1960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1957年11月)(第2 版)。此书的内容包括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参加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利用在莫斯科的机会会见的讨论各党关心问题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平宣言》,以及附录一《伟大意义革命宣言》(人民日报社论)。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开始后,党和政府便经常发表了许多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

    到我们二三年级时的1963,连续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合写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连续九篇被号称“九评”的著名反修文章。好像把反修批修的斗争推入了高潮。尤其是这些反修文章的发表,往往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葛蓝这样的老资格的优秀播音员,以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大家的耳中时,感到十分振奋。

    直到1965年6月4日,当我们毕业临离校的前夜,还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就是在络绎不绝的理论学习中,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度过了自己大学生涯的。我们也是名符其实的,把毛主席著作和革命理论,从入学一直学到毕业的这代人。

不算是结束语

    到了我们大学生活的后两年,也就是从我们的大学三年级开始,全国各地城镇居民,特别像北京那样大城市,人民的生活就有了明显的改观,各种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供应,已经逐步丰富起来了。

    回忆我们上大学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必须要看到是,我们这代人的确赶上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代。我们跟着新兴的共和国成长,在那难以忘怀的时代,我们学会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树立了做革命螺丝钉的奉献精神。我们无条件地听从祖国召唤,在五年在学毕业后,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所以,就这样我们络绎走到全国各个地方、各单位去了。几十年来,我们竞竞业业地工作,终于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各行各业承上启下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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