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
2016-02-02 1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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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

——我的大学生活续

徐亦亭

    在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也就是说在升入五年级时,过了1964年的国庆节后,我就和全班同学一起,前赴大西南的四川省,到大凉山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四清运动。这是让我和我们全班同学终身铭记的,一段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艰苦难忘的生活。直至如今,每逢我们班的同学相聚,老伙伴几乎一定都会回忆起那段,在大凉山将近一年的艰苦日子。

    这真是:一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影响了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思想乃至生活。兴许这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越是艰苦的经历,越是令人难以忘怀吧!

    1964年秋,由国家教育部负责组织的,在京高校文科师生,纷纷前赴全国各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投入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我记得,当时北京大学好像是去陕西西安一带农村,我们的近邻中国人民大学是去湖南省农村。而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则是由新任的第一把手陈霖书记带队,先是说要去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只是到了四川省之后,按照省里领导的决定和安排:我们主要去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有小部分师生,则去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马尔康参加农村四清。

    我们出发去四川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前,北京市委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对我们去各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动员和欢送大会。

对当时“四清运动”的一些追忆

    按当时规定,凡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高校的干部教师,都必须要参加至少一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学校在我们临毕业这一年,就安排我校与部分教职工,与我们及其他系的高年级学生一起,前赴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在我的记忆中,四清运动的提出大约应起于1962年8月,那次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9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分析了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于是,从1962年冬到1963年初,全国城乡先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且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即当时所说的“双十条”)

    如果根据“双十条”中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当时所说的“前十条”)所指出的: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由于在这个“前十条”的(八)“‘四清’问题”中,阐述了:“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保定地委抓紧领导了四清工作,并且把四清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

    照这样看来,当时的农村四清运动应当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内容,或者说一个阶段。然而,在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说法:因为,在农村我们党和国家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必须通过农村的“四清运动”,去夺回被篡夺了的那“三分之一天下。”

    即使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就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说法。直至如今,我仍是对这种说法,持不理解的态度。

     1、当时的统一提法

    当时对于这场“四清”运动是有统一提法的。按现如今的主流说法,例如《辞海》这样辞书的解释,指称那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城乡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

    根据毛主席在提出来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62年冬到1963年初,全国各地城乡先后开展了这一运动。开展农村“四清”运动主要依据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这也是我们赴四川前,在学校集中学习的主要内容。

    到了我们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期间,即在我们到达凉山彝山自治州后,并于1964年12月上旬,进村开展农村“四清”运动不久,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并且发表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简称二十三条)。在这个被称作“二十三条”的文件中,明确地提出和规定了:对这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这时,“二十三条”明文指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权,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所以,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然而在当时也指出了,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由此可见,当时对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以及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指导思想,都是非常明确的。

我的第一次“入川”

    这次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实际上也是我的第一次“入川。”我的第一次入川,比起我以后我参加工作后历次出差四川,确实有着更多的难以忘怀和值得记忆的地方。因为这是一次随着学校领导,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进行的,一次准军事化的集体行动。

    可能是出于青年人一般都具有的躁动?或者是说大多数青年人,都具有向往并喜欢到遥远地方去的本性?先是我们在学校听到,要去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参加为期一年的农村四清运动时,很多人心中都产生了按捺不住的兴奋。同学们的脸上都洋溢着高兴欢喜的喜乐。尤其是对我来说,年幼时在上海街头充耳的歌唱声中,就已经闻名遐迩了的康定城,那向往已久的遥远而神秘的青藏高原“跑马溜溜的山上,”大名鼎鼎的康巴汉子们骄健英俊的雄姿,及其聚居地甘孜藏族自治州,仿佛都在热情地唤呼着我们的早日前往。

     以致于在我们到达成都之后,听到四川省委的安排和告知,学校的大部分人要改为前去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凉山彝山自治州,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另有少部分人前去藏胞聚居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不少人对于我们不去甘孜藏区,改去大凉山彝族地区,心里还真产生一些怏怏不乐的情绪,总觉得去凉山彝山自治州,没有去甘孜藏族自治州来劲似的。

    不过对我而言,无论如何这次赴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入川。”我的这第一次入川,比起以后我参加工作后,历次开会或出差四川来,确实有着更多的难以忘怀和值得记忆的地方。因为,这是一次随着学校,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进行的,一次准军事化的集体行动。

    那时班上大多数同学也都认为,在毕业前能有机会到凉山彝山自治州,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锻炼机会,因而充满着吸引力的。加上学校领导更是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帮助大家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发放多项生活补充,就连像对我这样自进大学以来,从未取领过任何补助和助学金的人,也给发了三元钱的补助金,让我买了一顶带护耳的黑棉帽。我特别记得,当年还有一位湖南籍的青年教师,热情地送了我一双黑色皮底棉鞋。就是这顶黑棉帽和这双黑棉鞋,加上一件1959年做的,蓝色卡其布的皮领棉短大衣,就是我在四川大凉山时的服饰标配。

    另外,学校还给我们发了,由中央民族学院名义们编发的,《凉山彝语会话手册》和《凉山彝语会话手册词汇》两本小手册。这两本没起实际作用的语言学著作,至今仍是我珍藏保存的历史文件。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其辖属地区的范围,要比现在的小得多。当时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由昭觉、美姑、雷波、马边、峨边、呷洛、普雄、喜德、越西、普格、布拖等县所组成,自治州首府设在昭觉县。并不像如今将原属西昌专区的一些属地,合并扩大进来后的辖区那么大。

    1964年的金秋,我们国家已经战胜各种困难,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各地的农村和农业生产,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城乡人民的脸上,也多了许多喜悦之色。可以说,我们正是夹带着这样的欢欣,喜形于色地趁着“国庆”十五周年的余兴,在北京乘坐由学校包租的、铁路部门为我们专门开的,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专列”火车,浩浩荡荡地驶往有着“天府之国”誉称的四川。

    1、高唱革命歌曲在“夹道欢迎”中入川

    经过了几年来的学习“毛选”和方兴未艾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习,以及刚开展起来的向解放军学习运动。使我们这批从首都北京出发的青年学生,在火车上的两天两夜集体生活中,就不断地边学习革命理论、边高唱革命歌曲。不仅在列车上向乘务员显示出了首都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一下火车,更是以大家所具的,严明纪律性和组织性,令西南边隅的成都市民刮目相看。

    下火车之后,我们好几百人的师生,排着长长的整齐队伍,在由成都火车站到住宿地成都旅馆的路上,不停地边唱边走。此起彼落的革命歌曲,夹着互相拉唱的呼唤,英姿风发地一直走到目的地。这种情景在当时的成都市民中,兴许还没见到过。于是乎,这批高歌行进的队列,引起沿途市民们的好奇观看。我们就好像是在充满新奇眼光的,成都市民们“夹道欢迎”中“入川”似的。

    2、初到成都的感受

     记得曾有人说过:“少不入川、老不下广”这样雅趣的谐趣语。还有不同的人对此谐趣语,做出过各式各样、因人而异的趣解。不过以我自己在22岁时,青春年少的第一次“入川”经历来看,我倒主张:想“入川”就要趁早。要趁着青春年少时就入川。因为,入川者越是年少,那末他入川后所经历的川人、川事、川风、川俗,对他的影响可以更加地经久历远,甚至延展到他的一辈子。

    外地入川者无论“驻川”时间是长是短,在巴山蜀水之间的所见所闻是多是少,是一直会伴随入川者的。这也就是说,外地入川者在四川所遇到的川人、川事、川风、川俗,以及味道悠悠长的川味,总是会久久地追随着你,萦绕在你的心绪之间。以至于你无论是在何时何地,也不管自己是有意无意的,你在四川时所遇的川人、川事、川风、川俗,以及火辣辣的川味,总会若无似有地让你始终对之,产生出不离不舍的忆恋。

    (1)成都所见的川人   

1964年时,四川省是中国的第一人口大省。也就是说,四川省的人口,占据了全国人口的第一位。不过,当时四川人的个子,似乎也都不太高大。以至于我们班上有一位,身高仅1米5多一点东北籍男生,走在成都的马路上,面对满大街个头矮小的四川本地人,居然有一种恍若进入了传说中“小人国”的感觉,以为自己可以在这里趾高气扬地,昂首阔步地走起路来了。

    在我看来,当时在成都见到的四川人,好像个个都展现出一种悠闲自在的姿态。他们那种无处不在的悠闲自得,带着浓厚川味的自由自在,真让从全国各地入川的外地人,对这些有幸“生在天府福地”的四川人,产生出近乎妒羡的感叹。

(2)成都所遇的感受   

    那时候成都的市区好像不大,可是游览的名胜古迹却很多。当时成都到处都很清洁宁静。我们不论走在成都市内的主要商业街上,还是游历杜甫草堂等名胜古迹,大小商店和各个景点,都毫无吵杂喧哗的感觉。

    我们在成都的几天日子里,主要是听取省委统战部领导的报告。介绍在四川省农村、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形势,以及开展“四清运动”的意义。通常是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晚餐后各自上街闲逛。

    由于我们领队陈霖书记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而且又是四川人。他到四川后,颇受省内各级领导的尊敬,这似乎也让我们沾上不少光。比如吃的伙食,好像远比12元5角的标准要好,住宿的成都旅馆,对我们十分热情有礼,就连我们去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参观,也是由解放军派出的卡车接送,而且沿途一路绿灯。

    (3)成都金秋的清风   

    因为我们是在金秋季节去的成都,加上我们在抵达成都的那几天里,又遇天公作美。每天清晨朝阳和夕照晚霞之时,都会有一阵一阵习习清风拂面而来。所以成都特有的金秋时节的清风,也成了让人挥之不去的留恋。

    在成都,不论你是在晨曦刚散后的清早,还是夕阳余辉尚存的傍晚,安宁美丽的成都街面上,都会有一股特有的清风拂面,让我们这些外地来此的人们,对这古城之风留下了难以忘怀忆恋。在成都的短暂期间内,我们都感受得到那里久远的清静、悠然的清宁和特有的清洁,实在使入川者人心旷神怡。难忘成都那美妙的“川风”啊!

    (4)成都难忘的川味   

    在20世纪的60年代时,四川省绝对算得上是中国的农业第一大省。得益于四川省农村政策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当时成都市和四川省各地的物资供应,在全国可算是十分丰富的。

    在我的眼中,1964年四川省和成都的物资供应实在太丰富了。且不说四川各地传统名肴、各种小吃,饱人口福,各式各样的小食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尤其让我惊喜的是,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中,绝迹多年的炒花生米,居然会在四川省内遍布各地。这让我花不了多少钱,却“解”足了多年未遂的口“馋。”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一种炒花生米,是用专门方法加工而成的,被名为“8号花生米。”它那独特的甜香味、清脆味,尚留在我的回味之中。

    有一天下午,我和一位上海籍的同乡同学上街闲逛。记不清是在春熙路上、还是在什么路的附近,看到有一家名叫“王胖子烧鸭店”的熟食店。正巧,店中油亮油亮、香气诱人的烧鸭刚刚出炉。那喷鼻而来的香味,直勾我们两人的“肠虫”。于是在“川腔川调”的川音声招引下,我们俩人进店坐下,喝干二两小酒、吃完肥厚香嫩的半只烧鸭,外加一盘味道悠悠长的豆腐干。到结账付钱时,惊奇地被告知:“只要八角二分钱。”特别是,还没有向我们收取粮票。要知道,当时在我们中央民族学院魏公村门口旁的,饭馆里卖一角钱一碟的油炸开花豆,可只有区区十粒啊。真是难忘的成都“王胖子烧鸭”啊!

    3、第一次入川的奇趣

要说,当时我们这些从家门进到校门的青年学生,也真是没有什么见识的。抵达四川之后,首先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省委统战部部长给我们做的第一场报告。当我们进入礼堂坐下后,抬眼望去台上新奇地,摆设着两张主席座椅。大会主席台上像这样摆放两张主席椅的式样,让我们这些看惯了会场主席台上,总是摆放一张主席椅的初次入川者,有点“少见多怪”地顿感,别有天地般的新颖奇趣。

    之后,我们在四川省内时,无论是成都、西昌,或者是在喜德县,凡是遇到开大会听报告,会场主席台上都一式一样地,摆着别具“四川特点”两张主席椅。一张是供给主持人坐的、另一张是供给主讲人坐的。主讲者在演讲时,他的身边就坐着主持人,遂而就对此习以为常了。

    接着,就是我们从成都赴西昌的车程奇趣。由于那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还兼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以我们中央民院几百师生自成都到西昌,都是由成都军区派出军用卡车运送去的。每一辆军用卡车上能装运40个人,连同本人行李。具体安排是,在卡车的两边栏杆内,每边坐10个人在本人的行李上,中间则背对背地各坐10个人、共20个人在本人的行李卷上。

当然,像陈霖书记和一些老教授、老干部们,是另有专车不坐军用卡车的。

    4、我这次入川的不解和困惑

由上简叙可以略见,当时四川省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形势之好!四川人的生活是如此之“安闲。”可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次难忘的“入川,”即让我带着令人费解的困难。。

    因为,尽管到四川省后,自己的亲见亲历所见告诉我们,四川农村和全国农村的农业生产,发展形势这样大好,但在当时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在农村我们党和政府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必须通过农村“四清运动”,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篡夺的那“三分之一天下。”实际上,即使是在当时,我们中就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说法。至今,我还是对这种说法没有理解清楚。

    另外,就是那时已有一个说法是,我们这批1965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刚好是完整地接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是由与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控制下,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那种,6年小学、6年中学和5 年大学,17年学校连续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

    实际上,这也就是在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将我们指称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前声。要知道,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年代,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提倡要对知识份子、包括像我们这批大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因而对我们来说,这次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一场农村四清运动的,主要任务乃是“改造主观世界。”就是必须要通过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次是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前提,让作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自己,通过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艰苦生活的考验下,经历并争取完成一场,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也就是我这次终身难忘的入川,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所携的不解和困惑。

清风雅雨建昌月

    “清风雅雨建昌月”是历代了文人雅客,经历了从成都到雅安的一路风花雨月后,颂扬不己的赞美之词。那就是安享着金秋时节,成都到雅安一马平川的坦道,沐浴着一阵又一阵的清风拂面;在古城雅安城门前的桥上,感受着淅沥雅雨所淋湿,经及仰望古称建昌的高原小城西昌夜空,分外明亮圆大的月亮。

    当时从成都到大凉山还没有修建铁路。但是,我们成都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却倒有着“东”“中”“西”三条公路可以选择。我们走的是“西”线,就是从西边那条公路,从省城成都到达西昌县。

    1、 三天路程一路清风

    从成都到西昌,我们走了三天。这三天的行程,是有时轻松,有时紧张。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是早餐后八点半开车,傍晚到达住宿地,算是轻松的一天。第二天从雅安出发、第三天从石棉出发,都是在清晨天色还没有亮,就黑洞洞地上路的,车行到天色放亮后的八点钟左右,才在途中停车吃早餐。尤其是第二天的行程,确实让人紧张劳累。但到第三天,却是走得早,到达的也早,这天行程算是紧张,但不劳累。

    正是因为走这条西线,让我们尝到了历代了文人雅客们所赞颂不己的:“清风雅雨建昌月。”那就是安享了金秋时节,从成都到雅安的一马平川坦道上,沐浴着一阵一阵的清风拂面。在名城雅安城门前的桥上,虽说没有被淅沥的雅雨所淋湿,但仰望古称建昌的、高原小城西昌的夜空,因地高近开而显得分外明亮圆大的月亮,着实让我们惊叹不止。

    2、 三天路程一路清风

   (1)第一天清风拂面的安闲路程

    第一天从成都到雅安,走得十分安闲自在。记得那天是上午十点来钟开车,金秋的川西平原上碧野沃土,杨柳清风、丽日和煦。坐在解放军开的军用卡车上,面拂川西平原上的清风,一路上清溪、古城和清风,伴随着公路手提、肩挑、背负的往来人流,他们个个都在脸上洋溢着满面喜悦。

    黄昏之前,我们就到达了第一天下榻的古城雅安。那一天雅安的夜晚,皓月当空,我们无幸领略雅安桥头的烟雨。因为旅途上毕竟辛苦,晚饭后我们三三两两外出,略微观赏一下古城雅安的夜色。

    可是,回到下榻处躺在睡铺上,我居然听到楼下并不遥远之处,影绰传来上海孩童们嬉耍时所唱的儿歌:“我们要找一个人……”这不仅让我久久未能入睡,而且勾起自己些许旅途思绪。我们儿提时在上海,与小伙伴们也唱着与这同样的儿歌、玩与这同样游戏。但是却是距此地,有千里之遥的长江之尾。

    试想一想,如果是让悠扬顿错的“麻辣川腔,”同细软和悦的“吴侬越语”,进行一番对话的话,两地方言的口音的差异,一定会弄得对话双方莫衷一是。然而,经由小儿们唱出来的儿歌,倒是如此地同音同调,几乎与我们儿时的所唱丝毫无差。难怪乎,我们对语音纷杂的各地汉语方言,能产生出“说的不懂,唱的懂”这样的喻说。

     (2)第二天大渡河畔的惊心险途

    第二天的车程确实比较艰险,但也着实令人难忘。一早,天还未曾亮,我们就摸黑上车动身,走到晨曦刚亮之时,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集市上,下车吃早餐。接着车队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就进山了。这座正在翻越的山叫做泥巴山,据说这泥巴山就是著名的二郎山的西半截。这也是我这个东海之滨长大的青年,第一次领略和翻越西部高原上的崇山峻岭。

    其实,早餐后的车程是一路上山。这种上山的路程走了一个上午。山间公路上很少有其它车辆来往,更无行人走在路上。当车行到了山顶时,我们便到了汉源,停下来让我们午餐并休息。

    可是,大家一下车突然觉得,彼此之间的面对面的近距离说话,居然犹如在电话中听到远距离说话似的,听着对面的人所说的话,好像受到空间所隔而发生的嗡嗡小声。我们就被告知说,这就是一种“高山反应。”我第一次“高山反应,”就是在泥巴山上的汉源,停车休息时感受到的。

    下午的车程就逆贴着汹涌东去的大渡河,向西南而驶。车辆的一边是奔腾不息的大渡河的江水波涛,另一边却是抬头看不见顶的绵延山峰,我们的车队就在这里弯弯曲曲的悬崖上行驶。好在那时候这条公路上的车辆绝少,解放军司机们过硬的驾驶技术,反而让这段艰危的路程,成了尚不知惧怕的我们,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最后,又翻越了一座大山,下了这座山的山坡,过了吊桥,我们就进了第二天的住宿地石棉县。

    石棉原来就是一种矿物质,具有耐酸、耐碱和耐热性能。当时因为这里的石棉矿,是我国石棉蕴藏量最大、产量最好的。所以建国后的1951年,析汉源、越西和冕宁三个县的部分辖地,专门设置了石棉县。

    石棉县西的安顺场,就是红军长征中强渡大渡河的渡口。我们心中虽被“大渡桥横铁索寒”所招唤,但因为受行程所束,不仅没能前去瞻仰革命先辈们所留下的遗址,反而被要求晚饭后,早早关门睡觉。后来才告知我们说:石棉矿上的都是劳改犯。

    (3)第三天一路坦途早早抵达

    第三天走得比前一天轻松多了。这天的路程可说是晚走早到,早晨我们还是吃了早餐才上路的,车行到中午便在冕宁县城了,冕宁已属凉山州的范围,红军长征曾到达这里。当时,县里的领导还曾经出来欢迎我们,但是,不知为什么却遭遇了我们领队的“不欢迎。”

    于是乎,我们就分成几处,在冕宁县城的饭馆里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只能到红军长征时,设在冕宁的一个指挥所去参观一下,以示对革命先辈们的缅怀。然后接着上路。车队没走多久,约下午三四点钟,就轻松地到达西昌了。

    3、 西昌明月和学习风波

     西昌县当时是西昌专署的所在地。在西昌,我们住在西昌地委党校,并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学习。

    因为参加农村四清人员,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主要是学习农村四清运动的方针政策,听取地方有关领导的各种报告。同时还要端正思想,清理自己各种各样的不正确思想,然后才能下到由西昌地委选定的喜德县去,搞当地开展的农村四清运动。这段学习整顿的时间,也一件让我难忘和不解的疑惑。

(1)明月下的西昌

     西昌明代为建昌卫,清代改置西昌县。故西昌又称“建昌”。可能是海拔高、离天近的原故吧,这里的每个月中旬之夜,一到黄昏将尽,天空便托出一轮银盘。月亮悬挂在没有云彩的天际,显得分外的大、分外的圆、分外的亮。浩瀚墨蓝的天际,没有一丝游云,银白的月光,透过杨树叶隙掉落在地上,让人仿佛走在月光之中。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的一批又一批外来旅客,虽然历经艰辛来到这里,但身在此地此时的此景中,能不为之豁然开朗!于是遂将“建昌月”的美名,远传于四面八方。

    那时的西昌,小小的县城真说得上是偏僻幽静、山水秀丽。县城里仅有两条成互“丁”字形的街道,但是店铺比邻而立,各类生产和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记得闹市中有一家名为“忙里闲”的茶馆,每天中无论何时,这家茶馆总是客流如潮。

     城郊好像有个依傍着小山的,名叫邛海的小湖。我们在西昌时已是阳历11月下旬,北方许多地方早就初雪飘逸了。可是这座海拔1500余米的高原小城,仍旧是清风杨柳、碧野绿原。人们在丽日和煦的西昌河谷,既可远眺横断山巅的积雪,又能近看邛海里渔民们赤膊撒网。特别是,每到夜晚则又能饱尝,这里独有的特产的,“建昌月”的美色。

     今天,从成都到西昌早已是“朝发夕至”了。西昌这座离天较近、以月亮为“特产”的小城,不仅成为川西的现代化新城,更成为我们“嫦娥”登月的启程地了。这真就是人们所说的,沧桑巨变、人间苍黄啊!

     (2)下乡前发生的风波

    我们在这边陲小城中遇到的人和发生的事,我大都已经忘记了。只有一件不能令我忘怀的事就是,我们那位同窗四载、在西昌“学习”中,才由我们系最高领导发现的,不符合去参加农村四清的同学,被只身遣回学校的事。

留    在我现在印象中的,那位被只身遣回学校的同学,是位年龄偏大的四川籍学生。兴许是他回到桑梓之地,不知是怎样的思潮起伏?还是有什么感而发?在我们学习快到结束阶段的一天下午,他在操着川音的发言中谈及,每当他看到中央领导中,因有人被打倒而导致天安门上站位变化之时,就会联想起历史上因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失败的太平天国。

    很快,通过各学习小组的组长汇报会,不知道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怎么样在汇报会上反映的?反正经过他们这层领导们的讨论研究。于是在第二天,我们那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出身的历史系总支书记,就亲临到了我们这个小组。这位老革命的总支书记,首先是批评我们大家没有阶级斗争的觉悟,他在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同时,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位四川籍的大龄学生,而且当场直接宣布,取销这位学生,下乡参加农村四清的资格。

    结果就是,在我们经过学习后,我们下乡赴往农村参加四清的那天,这位四川籍大龄学生,被勒令自己返回学校等待处理。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居然能引起如此大的、影响个人前程的轩然大波,这是我们不少同学意想不到的。特别是,掌握着我们莘莘学子命运的,系领导者当机立断的威严强横,实在令我们惊若寒蝉。

    喜剧性的是,第二年初夏,当我们从参加农村四清之地返回校,接受毕业分配之后,全体同学各自忙于自己的毕业离校。而与我们同路返校的,这位老革命的系总支书记,也在准备自己赴一个新的更高的,革命岗位上去就任了。因而,对被他取消消四清资格的,这位四川籍大龄学生,居然会不了了之了!而系里并无其他领导问津此事!

我们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毕业离校后,校系领导是怎样处理,这位被撤销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资格的四川籍大龄学生。

古风依存的源泉村

    经过在西昌地委党校,大约20多天的学习后,我们终于可以下乡,前赴凉山彝族自治州,到喜德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了。我们是1964年12 月7 日从西昌前往喜德的。路途中随处可以看到,这里的许多山村都有,蹲在屋角墙边无所事事、赤贫如洗的我的同胞们。

    对于43年前亲历和参加的,这场农村四清运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我确实对它没有任何认识,只是身临其境必须随波逐流、跟着走而言。现在想起来,倒是有些啼笑皆非的事情,确实令我难以忘怀,值得在这里提一提。

    1、“古风依存”的淳朴山村

    从西昌县往北,在一个叫泸沽的地方折转向东,便可直达喜德县城。过了冕山乡,车行至拉克乡公路南侧,有一个座落于山脚边小村,村头有个汩汩不绝的清泉,这个村名叫源泉村。源泉个村是个汉族聚居的村子。按内地人民公社体制的分法,为上下两个生产队,靠山脚的那个叫源泉一队,靠近公路的则是源泉二队。

    从源泉村往东向县城走去,步行大约半个小时,在公路旁就有一个用条石砌好的、终年水流不断的温泉浴池,并且无人经营管理。所以每当我们闲暇之际,便会不时相约前去,泡免费的温泉澡。长年流出富含硫磺的温泉水,居然将公路下小河边的卵石,都染成硫磺的黄色了。我想,现如今这里的清澈甜美的源泉水,富含硫磺的温泉水,一定都已得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了。

    居住在这个村的汉族,据说他们的先祖大多数是,明末清初封建中央政府,搞“湖广填四川”时入川的。从当时村中较有声望、且据多数的赖姓、饶姓来看,这些确是如今两广一带为数较多的大姓,似乎也可以佐证他们的先祖,兴许就来自岭南或湖广的某个地方,几经周转后,就有一批人落脚在这遥远荒无的大凉山中、清泉不息的源泉小村。

    在这个小村中,也确有几家人家是彼此沾亲带故的。而在生产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赖姓、饶姓干部居多,这些人大多是他们家族中的辈份较高者。或者说是他们中多少读了几年书的,农村“知识分子”。

    特别是,当时村里不少人家的堂屋里,仍旧堂而皇之地挂贴着内地已经少见了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华夏大地经过一系列的运动,早已将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封建制度和残孽,几乎荡涤得差不多了。由此可见,这源泉村真可算得上是,一个西南边陲“古风依存”的淳朴山村。

2、进村后不能找当地干部

我们进入源泉村的工作组有7个人,4位地方干部,3个中央民族学院学生。刚开始进入源泉村时,一队去了4 人,二队去了3人。我们源泉一队的工作组组长,是位越西县财政局的局长。他是华北兵团进军大凉山的解放军干部,转入地方后成为一位富有农村工作经验老革命。当时担任一个县的县财政局局长。

    上午在西昌出发临时,这位组长让我们多带些,早餐吃剩下来的馒头、咸菜和花生米等食品当干粮。中午1、2点钟,我们到达源泉村时,原本是有村里的干部,前来欢迎和接待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怀着敌情进村的,所以进村后不能找当地的村干部,更不能接受村干部的招待和安排。我们的这位组长只是吩咐他们,留下生产队的仓库钥匙,就干脆利落地把他们给赶走了。

我    们就“进驻”颗粒没有的生产队仓库。4个人各自解开自己的行李,头并头地连排打好地铺。接着就两个人一组,分别到村里去巡视环境了解情况。随后,我们又分工到泉边去汲水,到村边路口去捡拾干枯的树枝当柴禾。

     因为四清工作队有一条纪律是,不能与当地干部交往。由于我们对这个村子和村里的人“情况不清,”故而,当我们遇到收工回来,满面笑容的村民,或者在泉洗菜、挑水的村民们,他们都充满善意地招呼我们,但我们却不近人理又可笑地一概不能答理。

    3、进村第二天我们没地方找饭吃

     12月7日进村的当天晚上,我们喝着从村头打来的甘冽的泉水,吃着在路上拣拾的柴火烤的馒头,还边吃边分析着,有没有碰到什么的“情况”。可是第二天清早一张开眼,我们的早饭就没有着落了。

这    里的村民是一天吃两顿饭的。一般是早晨先做一会自己的私活,如上山打柴、收拾菜园等。9、10点钟吃了早饭,再出工干队里的活,白天村子里并没有多少闲人活动。当时村子周围没有任何饮食店或小卖部,可以买到食品。这一天我们只能相互“倾听,”发自对方腹中的辘辘“饥肠声。”到了晚上,处在饥肠辘辘状态的我们4人,仅靠着有人从西昌带来的,些微饼干、糖果和花生等小食品充饥。

    4、通过扎根串联我们住了下来

     幸甚,到第三天上午,我们的组长在访贫问苦中,访到了一位40多岁、略有些跛脚的周姓贫农。因为他有足疾下不了地,只能负责喂着生产队里的几头猪,又因为他是从外乡迁来的,并非属于村中的主流姓户。所以,对村里干部和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及至收入很有些不满。晚上,我们工作组4个人,就能全都到他去吃饭了。我们每人每天交付给他一斤粮票外加2角钱。他也就成为我们进村后,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扎”到的,第一个“根子”,成为我们在这个村进行农村四清运动的依靠力量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这个有着4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扎”了三个根子,“串连”了几个积极分子。我们4个工作组成员,也就分散住到三个根子家中去了住了。于是我们白天在组长住的根子家里开会学习,分析研究情况。晚上召集根子和积极分子们开会。虽然根子和积极分子们,很高兴参加我们的会,积极向我们反映每个干部情况。但由于他们白天都要下地劳动,晚上来参加开会时已经营活动8、9点钟了,会开到11点钟左右,总难免有人打哈欠的。

    4、第一个“受批斗”的对象竟是我们的组长

    大约进村20来天,乡工作队召开全乡各工作组的全体大会。工作队领导的意思是,自从工作组进村之后,因为是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加上我们有四清工作的纪律限止,全体工作组人员下到村中,必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乎所有住到贫苦农民家中的工作组人员,不要说半个多月都没有尝到过肉味,甚至在所住的根子家里,连菜中的油星都很少见到。许多住在山上彝族同胞家中队友,更是天天都与老乡一样,吃着无油无盐的清水煮洋芋。工作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苦,不得不考虑到全体工作组人员的身体健康。故而也想趁着工作队全体集中之时,让队友们“打牙祭”改善一次生活,增加一点肚肠内的油水。

     正好,我们汉族聚居的源泉村,有一户贫下中农杀了一头年。因为他原来就准备自家只留一半过年,拿另一半到县城集市去卖钱的。所以听说我们工作队要在乡里开大会,便好意地来问我们的组长,要不要按市价买他的半头猪?我们的组长就去问工作队操办会务的有关人员,操办会务的人又专门请示了工作长。最后才决定不能占老乡便宜,按市价买下那半头猪,让大家在会议期间改善一下生活。

    这次全体工作组大会只有一天的会期。上午传达上级精神,中午在会上大家尝到久违了的肉味。下午本是各自高高兴兴回村寨的。不料想,我们工作队还有一位队长,可能买半只猪吃的事没有通过她,而她的丈夫又是更高一级的工作分团的分团长,也许她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具有比别人更高一些的水平。

     虽说,她在午餐中并没有不吃猪肉。但是,她在下午即马上在会议上,对我们的组长在会议时,买老乡的猪吃肉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居然让会议内容,一下子就转为对我们这位,老革命出身组长的批斗会了。所以,我们这个农村四清工作组的,第一个“批斗”对象,竟然就是我们的组长。这次批斗会,也是我参加这次农村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批斗会就是批斗我们的组长。

工作组第一个“受批斗”的对象竟然是我们的组长。

会后不久,我们这位解放军华北兵团老战士出身的,进军大凉山后转入地方,担任一个县财政局局长的老革命,被罚调到工作生活条件更艰苦的、山上的村寨去了。另外不知从什么村调来一位新组长,他也是随华北兵团进凉山的转业的,甘洛县的县纪委书记。

    5、我们主要是来改造“世界观”的

    当时,对我们这些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来说,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主要任务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具体的说,就是要我们通过参加这场农村四清运动,进一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惜的是,到现如今,我已年过七旬可称是耄耋老人了,但确实还没有真正的弄明白,“无产阶级世界观”究竟是什么样东西?

    不过,对我来说,我的真正收获确是在大凉山,历时半年多的农村四清生涯,倒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农村长期生活。而且还是在中国西部,大凉山中那样的贫苦农村地区。这也是我弥足珍贵的一次人生经历。

    让我长久疑惑着的是,那一场被简称为“四清”的,席卷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应当说这是一次,主要发生在我们广大农村,包括辖治我们广大农村地区的县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所在地,进行的一次从未有过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涵着的人伦观念、道德观念,乃至中国传统思想体制和社会制度,空前的大规模的破坏、摧残和荡涤?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城市人口中,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几千年来让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思想文化,业已伴随着人们阶级斗争觉悟、革命意志的增长,早被扫荡得所存无几的了。一些出身于资产者家庭的知识阶层,公然以背叛家庭、批判父亲,作为自己进步的标榜,甚至步步高升的依据。

    所以,这一回让我惊诧事是,在我所在的源泉村一队,在我们进村后,有一位颇有能力的原村支书,虽然被我们挂起来不用。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却仍旧在听从他对生产的安排。而他往往头天晚上,饱受我们扎的根子和积极份子们,无恨的揭发和批判,第二天清晨,在我们工作组同志尚未起床时,就向这些揭发批判他的根子和积极份子们,布置安排好各人当天的生产。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由我们工作组发现培养的根子和积极份子,从家族和亲属关系来看,还都与这位村支书是叔伯关系,或是他的侄甥,或者是侄甥辈的媳妇。

    另一方面有趣的情况是,就是在我们“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的运动初期,我们工作组对所驻生产队现任的村干部挂起来不用,要求我们的根子和积极份子们,揭发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的时侯。不少身为农村四清工作组组长的地方干部,又收到他们原来各单位,也被进驻工作组所扎的,根子和积极份子们,对他们在单位所存在“问题”的揭发材料。

难以忘怀的耿医师

    1、大凉山小县城里的上海医师

    耿医师是我在凉山喜德县时认识的一位上海籍医师。喜德当时算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紧靠西昌专署的一个较小的县,所以也就被确定为自治州的四清试点县。

    耿医师当然姓耿,这和他的性格非常相像。但是,他的名字我却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叫“耿完月”?还是叫“耿满月”或是“耿月完”什么的?因为他曾对我戏言说:自己的姓名不管是望日的“完月”还是朔日的“月完”,似乎都是和“月黑风高”联在一起的,这也就好像决定他生活总是在黑夜中似的。

    耿医师当时才30多岁、不到40岁。他是1950年上海刚解放,就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份子。他先是从上海“参干”来到大西南的重庆,随后又被派入大凉山,参加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因为耿医师原来是上海某教会医学院的学生,从而便留在到凉山州的喜德县人民医院工作。耿医师在上海家,是在美琪大戏院对面,这里属于静安区,是后来上海人所说的“上只角”地区,也与我家住的延安路相距并不太远,故此我们一谈起来就感觉“距离”十分贴近。

    耿医师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风云变幻的1949年春夏间,当上海面临解放的5 月中下旬那几天,像我这样一辈不懂事的小孩,曾充满好奇地在爱多亚(延安)路上的交叉路口,几个已用沙包垒起的“防御工事”内玩耍的时候,耿医师他们这一代接受共产党教育的革命青年,已经在为大上海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起斗争着了。由此看来,耿医师当时不仅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份子,似乎还是一位“背叛自己家庭出生”的革命青年。

    现在看起来,我想随着那一场决定现代中国走向、关系数亿中国人命运的国共争战的逐步发展,在南京、上海等沪宁杭地区解放之后,当刘邓所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准备挥师西南之时,是有着卓见远识的邓小平,从上海这个沿海先进地区带走一批有理想、有见识、有学识的革命青年,以充实解放大西南后急需的干部力量。这样,才使我们的耿医生从繁华的上海滩来到荒芜的大凉山。

    2、大凉山荒芜落后的社会生活

    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仍旧保留着较完整的奴隶占有制的社会形态。奴隶占有制是一个生产和经济生活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凉山彝族奴隶制和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的诸如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凉山彝族奴隶制又独具自己的特点。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按照血缘关系,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在生产中的地位,将人划分为:兹莫、诺、曲诺、阿加和呷西等五个等级。兹莫和诺属于统治等级,曲诺(即白彝)、阿加和呷西是被统治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是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的存在基础。统治等级中的奴隶主占有土地和奴隶,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也构成凉山彝族奴隶制剥削的主要形式。

    我们1964年进入凉山之时,凉山彝族自治州早已经过了民主改革。然而,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某些落后的奴隶社会的残存。虽说当时凉山的社会和生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与内地比起来差距仍是相当大的。比如,当时遍布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在凉山出现。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虽说也已在凉山基本消除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如何向当地群众宣讲“社会主义”,解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成分等费尽心机。因为像“社会主义”“贫下中农”这一类在内地耳熟能详的名词,用凉山当地彝语对之释说词意,却是不尽达意的,只能用汉语音释加上宣讲来表达。

    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生产的落后,大凉山人民的物质生活十分贫困。彝民们几乎都生活在用水困难的半山坡上,背上一筒水要费上半天时间,根本没有用来洗涤的水。日常吃的食物是清一色的“洋芋圆根酸菜汤”。穿的衣裳更是补了又补、又破又脏;不论男女老少,脚上一般都没有鞋子穿,而外出往来却全凭没有鞋穿双脚,在荆石遍野的山间步行。我曾亲眼看见一位彝族老头,坐在屋边用针引着线,缝自己脚后跟上的裂缝。至于每家所住的木板房,也都是四壁透风、屋顶有隙,晚上躺在床铺上可透过房顶可数星星的。

    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束缚下,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只是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简单地循环着生命的延续。而严重缺医少药的彝族同胞,对于疾病置若罔闻。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健壮的彝族男子从山上砍一捆柴,背着步行一两天来到喜德县城,仅卖了八九角钱,却还要倾其所有在小酒铺里,喝着浓烈的白酒。喝醉后就地睡觉,有的竟会睡上一两天;什么时候醒了,就什么时候空着手回家。也有的甚至就此长眠不醒了。

     然而,我们的耿医师不知是对这样社会形态下的如此人生,缺乏实际情况下的实事求是的理解?还是对于生命意义和价值,存在过多理想化和传统性的释解?抑或是我所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据说,居然“医”死了几位对这位上海来的医师,充满钦佩和期望的朴实的彝族兄弟。加上众所周知的1957年、他那远在上海的家庭背景,等等。终于使他戴上了“草菅人命”的坏份子帽子,在喜德县城的山坡下背了几年石头。

    我们到达喜德县的不久,在组织上的控制使用下,让耿医师又在医院的门诊部接诊。而我是1964年底在当地得了胃溃疡,到喜德县医院门诊就诊时,偶然碰到耿医师的。这也算是身在异乡遇见老乡,怎能令我不欣慰呢?

    那时候治胃溃疡常用的药就是维生素U,而一次门诊最多只能给一星期的药。我就必须每个星期都去看病拿药,这样我和耿医师也就每个星期能见上一次面。从我所在的村到县医院,要步行约一个小时,来回大体要两三个小时。当时一路上都是空旷的田野,中途没有可供休息的地方又少有同行结伴者。所以,我也经常在看完病后,与耿医师用乡音聊上一回天,借此在诊室多坐一回以调节精力。其实,所聊的大多是上海与凉山生活条件上的差别,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然后,我便在回村时一路遐想,面对匆匆退向身后的空山深谷,感叹世态的不平和人生的曲折。

    1965年的5月1日,我们到县城集中休整一周,准备返校接受毕业分配。其间,我专门到县医院去看了一次耿医师,算是向他告别的。记得那一次耿医师似乎有点动情,我却因为自己年轻不知深浅,反而向他背了一句“莫为在歧路,儿女同沾巾”的唐诗。约定待我到达工作单位后,再与他通信联系。

    但是,在我参加工作后的不久,我们和大家都无可奈何地,迎来了一个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年代。在那“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情形下,我想耿医师爽约不和我联系,也是与我不继续寻求和他联系的原因是一样的。

接下来,又是那位高瞻远瞩、见地卓越的邓小平“拨乱反正”了。我们的国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社会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发生了令人惊喜的进步,人们也都一扫传统的遁规蹈距,洋溢着喜气奔跑向前;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步入了,自己不想这么早就来到的“老年。”

    不知,当年在大凉山的上海医师,后来是否和大家一样,喜气洋洋地迎来自己金黄的“夕阳”呢?我想一定是的。兴许,他现在正站在喜德县城的坡上,眺望着小城的新景,也许他现在正在从上海美琪大戏院向中山公园走去,也许他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上那个地方,欣喜地注视着中国的点滴变化。但不知,耿医师是否会像我依旧想着他那样,依旧想起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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