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习期
2016-04-17 16: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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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习期

徐亦亭

    1965年秋,我上完五年大学毕业之后,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大学毕业生在分配到工作单位报到后,是要有为期一年实习期的。

   然而,就在我们这批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于8、9月间进入工作单位后的不久,上海文汇报就在1965年11月16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后来就被称为“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

    这么一来,就让我原本一年的实习期,竟蹉跎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长达五年之久。在这漫长的五年之中,我经历了刚踏上工作岗位,完成任务时的欢畅愉悦,遭际了待遇上偏袒广西本地毕业生不公时,顿生无可奈何的慨叹烦乱,特别是,因为无法逃离在柳州发生的特大武斗,不得不全程亲历而所生刻骨铭心的恐惧惊慌,乃至成立柳州市革命委员会后,刚毕业不久的我作为旧机关被精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的其乐无穷。

一、参加工作后的幸获

    不为如今人们所尽知的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一般都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选择可以发挥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或者自己喜欢和心仪的单位,去从事适合自己特长工作的。

    1、必须服从国家统一分配

    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毕业生,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到被分配的工作地方和工作单位去。如果有人胆敢拒绝或者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那么他所面临的则是,立即取消毕业分配。这就意味着他将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人。随即根据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社会上对没有单位的人,会马上采取强制接收的措施,然后转交劳动教养部门处置。

    至于能够留在母校,或者是分配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工作的,其首要条件必须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或者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并且加入先进组织的先进分子。因为只有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后代,才能有权利获取留下来“保卫”北京,这样优越的红色权利。要不然就是一些具有特殊能耐的家长,通过他们的特殊努力,也有机会使他们子女,获取这样令人垂涎的幸运权利。

    至于像我这样为数众多的,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只有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边疆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自己想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寻找能适合个人发展的工作地方或工作单位,留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或者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的省会城市,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2、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所以,像我这样仅仅是怀着一颗为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志愿的,普通大学生在学有所成之后,只能也必须满怀豪情地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从而我五年大学毕业后的面临的现实就是,到祖国需要我去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需要我背起背包,奔赴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去,那里就是我应当前去工作和实现豪情壮志的地方。

    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能够让我在学有所成之后,发挥自己专业知识和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地方。加上当时,好像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来的,要选择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应届文科大学毕业生下基层。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有人在我的毕业派遣证上,用钢笔写上了“可以下基层”五个字。这样我在到达广西之后,因为我是在下基层去的,所以就不能够留在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还要继续再往下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基层去。

    让我甚感幸获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让我下去的基层则是,自治区直辖的四个地级市之一柳州市。

    3、不为人知的柳州市

    柳州市是偏处岭南西部的广西最大工业城市。在历史上的中国,直到封建社会鼎盛发展的唐朝时,柳州这个地方是封建统治阶级眼中的蛮荒之地,是封建中央王朝谪遣和发送罪犯的地方。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就是因为获罪才被谪贬柳州任知府的。到宋朝时,柳州仍然是封建统治王朝谪遣罪犯的偏远之地。

    不过,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是有人不知道柳州那个小地方的。就拿我自己来说,也曾经发生过1964年秋,在赴广西实习后的返校途中,我们七八位同学跟随着带队老师,仅凭着老师手中拿着的“鱼峰山”牌卷烟盒,在桂林市的大街小巷,寻访位于柳州市鱼锋山的糗事。

    而且在我毕业分配后,赴单位绕路回上海老家时,有一位老邻居听说我分到柳州市工作,就专门来问我:“柳州在什么地方?”由此可见,当时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真不知道柳州这个岭南西部小城,位置在什么地方的。

    但是,当我到广西南宁后,得知自己下基层被分配柳州市时,心中真是确确实实窃喜不已。因为作为自幼吃大米饭长大的江南人,相比我那几位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当时尚未成立自治区的西藏,以及甘肃、青海等不产稻米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老乡同学来说,那可真是幸甚幸甚的了。要知道广西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是个有大米饭可吃的地方。何况,我下基层去到柳州市又是个铁路枢纽,回老家看父母就地跳上火车便可。

    4、到工作城市后幸获

    其实柳州市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已经有不少从上海派遣,或者专门调来的技术人员,还有几家从上海整车间或整厂搬迁过来的工厂。所以对我说来,柳州市还是个不乏上海老乡的工作城市。

    1965年9月中旬,我先是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报到。然后转好了分派赴柳州市的工作派遣证和户籍迁移证,再马不停蹄地又乘火车北返柳州。到达柳州市的那天刚好是晚上,由于柳州有南站和北站两个火车站,我又被告知要到柳州火车北站下车。当列车经停柳州火车南站后,在驶经柳江铁路大桥时缓缓地由南而北,看着柳州市区内一片灯火灿烂的夜景时,我瞬间欣感这是一个不夜的南国小城。

    当时出了柳州火车北站,就有一条新开的马路逶迤直达城市的中心。当时令我欣奋的是,这儿居然还有三轮车在等候客人。我上了三轮车约摸十多分钟,就到了被称作“五角星”的柳州市中心。进到位于柳州市人民委员院内的柳州市人事局,市人事局的一位值班同志,立即将我带到五角星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这就是我到柳州市后第一个夜晚的住所。

    我住的旅馆对面就是当地著名的人民饭店。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当时如果是在中央民族学学院里,正是下晚自习以及紧接着的洗漱上床时间。即便是在早已没有了夜生活的上海,大多数的人也正为第二天的上班而准备睡觉休息去了。

    可是在此地的此时此刻,街上林立的商店依然开门营业,马路两旁霓虹灯闪耀,有着晚饭后逛街习惯的当地人,就在这条不很长的街面上,来来回回走动显得热闹非凡。我进旅馆放下行李后,顿感精神焕发便步出旅店,也流入到逛街人群之中。我当时闲看着这里的夜景,同时也确实油然而生,就此长做岭南人的疑云?

    第二天,上午我去柳州市人事局报到,随着领了一份表格。第三天,我在去市人事局交表格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竟将这份重要的表格丢了。正在我沿路寻找这份表格之际,有一位年龄约30多岁的男子唤住了我,微笑着将这份表格交还给我。我顿感当时此地民风之淳朴,冥冥之中似乎也影绰窥见到,自己能够工作和生活在这一朴实宜人的岭南小城,应当是一件值得高兴和令人鼓舞事。这虽然只是一次偶然的幸获,但却也是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幸获。

    当天上午,我在向市人事局交上了这份失而复得的表格后,随即被带到就在市人事局后面的柳州市教育局报到。这是到我的工作单位报到。

    4、进工作单位后幸获

    柳州市被弯曲穿流过市区的柳江河,分为河北和河南两部分。柳江河自柳州市的西部从北向南再向东流,经过柳州市区时如弯了腰似地,从西向东再往北,在柳州市的东部流出市区。从而将柳州市区的河北部分,圈划成一个半岛形繁荣地区。柳州市区的柳江河上,当时除了一座铁路大桥外,只有一座方便市民生活的浮桥,连接着两岸的交通往来。而这座浮桥每逢春夏之间,江水上涨时就要被拆除的,并非是永久性建筑。柳州市的党政机关,以及与柳州市平级同为自治区属的地级行政单位,柳州地委和柳州专署,及其机关事业单位,让要都设置在柳江河的北岸。柳州市的主要的商店,及中小学校也都开设在柳江河的北岸。

    当时柳州市教育局所辖属的有一所中师、十所中学。中学里有一所是纯高中,属于自治区重点中学,两所完中是市属重点中学,其余都只是初中。这些中学和20几所小学,及10几所厂矿办的中小学,分设在柳江河的两岸。

    我到柳州市教育局后,立即幸甚地负责原市教师进修学校,所承担的函授教育。我所承担的函授教育,具体工作用就是组织市属和厂矿办,各中小学参加函授教育的教师,面授时的各种安排。主要任务就是择定面授地点,并通知所有参加面的授学员。另外还要接待前来面授的,各函授单位的授课人员。同时,柳州专署下属的柳州地区各县函授生,因为柳专署教育局在柳州市没有所属单位,所以各县来柳州市参加面授的学员,也就由我一起安排听课了。

    原先柳州市教育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地下党出身的老干部。他由于身体不佳,长期病休在家,局领导出于照顾老同志不便常打扰他。所有实际是就是我一个人,在从事这项看似琐碎繁杂事务工作。以致刚开始,有的领导担心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初出茅庐者,能不能胜任这项颇具责任的工作。

    幸甚的是,9月下旬刚参加工作的我,竟然出人意料地在当年的十一、二月间,就单枪匹马地圆满组织了来自武汉、南宁和桂林等地,五六家函授单位的面授教学,受到自治区内外各函授单位的赞评。这就让我成为单位几位领导眼中,一个不显山露水的能人。当时有一位已经升任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但仍兼任柳州市教育局主要领导的负责人,让我在刚进工作单位三四月,未满一年实习期的情况下,享受1966年的探亲假,特别准许我回上海家中去过春节。

    工作单位负责人对我的青睐,经常承担来柳州面授教学的,各函授单位教师等人员的迎送,加上每场授课地点的选择安排,函学员的通知和组织,都让我必须与局里各科室中层领导干部,以及相关中小学各主要领导,有比较多的工作交往。

     5、一次意外的幸获

    当时也正逢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又有《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以及戚本禹等人的一系统批判文章络绎不绝地发表。随之就是许多箸名的历史学者,一批批史学论著不断遭受点名批判。这就让我这个刚从北京来到这个岭南西部小城的,知名院校历史系毕业生,不知不觉地成为与大家闲聊中,一个受人注目者。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处于,与旁人交谈时的中心地位。

    特别是,有一件我不在单位时意外发生的事,竟也让我获得意想不到的幸获。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走出校门,北上南下串联闹革命。有一批不知是北京什么院校的红卫兵来到柳州市。他们带领柳州当地各中学的红卫兵,冲击和封闭柳州市委、市人委等机关,批斗柳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过,他们冲击市级党政机关的主要手段,只是将市委、市人委各机关的公章封存没收,以为这样就可以不让柳州市各党政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再继续发号司令。

    这么一来,柳州市教育局有位机敏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就将局里所用公章,全都锁放在我的办公桌内。当几位北京南下来的红卫兵到我们单位时,他就对这几位北京小将们说:我们单位掌管公章的是位刚毕业的年轻同志,他的出身很好又是几个月前从北京分配来这儿的,现在正巧外出去办事了,就不要撬他的抽屉封公章了吧。

    就这样,他运用了都是从北京来这儿的大学生,让这几位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对同为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有一个亲近感,居然成功地消除了这些来势迅猛的,冲击柳州市党政机的突击力量,让我们柳州市教育局逃过了,机关单位公章被封存的劫数。于是,柳州市教育局成为当时全市仅有的,能继续使用单位公章的市级政府机关。

    我就这样幸甚地,不仅成为柳州市教育局掌控公章的,一名重要工作人员。而且也在自己知不觉中,被市里许多领导所重视。成为受领导使唤手握些许实权的幸获者。

    6、幸获后的不自在

    但是,我毕竟是刚到这个单位的尚未转正的实习生,与局里有经历的工作人员和中层干部截然不同的。另外,从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不仅处于实习期内,而且依然未改不乐于寻求,与领导和中层干部的交往。

    我依然是一个不乐于向领导和中层干部汇报,从而经常处于不自在中不自在者。只不过我是刚到这个单位,周围除了几位经常使唤我工作的领导和中层干部外,同我相交相处的人廖廖无几。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们教育局的中层干部们,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单位的领导者,不属于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于是他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战斗队,以此与单位里两个群众组织的战斗队鼎立。当然,这几位中层干部在组织自己的战斗队时,自然也不会召集我这个尚未转正的实习生。

二、有失公允的待遇

    工作后虽然有幸获,但也还是有一件让我不自在的事。我们这些新到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是先有一年实习期的。实际上在这一年实习期内,无论在工作或者待遇等各方面,是与所在单位正式职工没有什么大区别的。甚至也没有人称呼我们为实习生。只是我们在实习期内的工资,要比转正后的正式工资少10元钱上下。

    虽说10元钱在当时已不算一笔小数目了,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由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的全国性的事情,谁也不能对它有什么意见,也没有人会究竟它是不是合理。历届大学毕业生对自己实习期的待遇,也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加上领取实习生工资的时间只是一年,所以大家都没把它当作什么回事。

    殊不料,文化大革命号角一吹响,全国马上进入非通常情况。1966年秋,正当我们这批1965年8、9月间,进入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到了该办理转正手续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以及许多地方的大批党政领导,都受到冲击而无法工作,没有那个部门和单位,能给我们办理转正这件事。

    至于像我这样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五年制大学生本科毕业生,则又遭遇到了可能是其他省市自治区,不一定会碰到的不公正遭际。因为我和我的伙伴们,是在一个有着明显性地方偏向的,低工资地区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实习期。

    1、倚重本自治区毕业生的工资待遇

    我们这批从全国各地分配到广西的,五年制大学本科毕业生,本来就是到低工资地区工作的。不料想当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还有偏重本自治区毕业生的地方性规定,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上海等,自治区外五年制和四年制毕业的本科生,与本自治区三年制毕业的本科生,实习期的工资同等待遇,都是每月46元钱。

    实习期满之后,如果是分配在行政机关的,不论是几年制的本科毕业生,转正后都按照当地行政二十二级干部的标准,每月工资定为53元钱。分配到教育部门中学当教师的,也不论是几年制本科毕业生,则全按当地中教八级,每月工资定为51元钱。在教育系统及中学当教师的,每月工资要比行政二十二级少了2元钱。

    这样明显的不合理是,将我们这些从自治区外分配来的,五年制大学本科毕业生,与广西当时因为没有能力培养五年制本科生,只能培养的三年制本科生,采取同样工资待遇的做法,是有失公允的,是一种明显倚重本地三年制本科生的地方性偏向。

    2、长达五年的实习期

    还有一件让大家没有料到的事,我们这批1965年秋分配到广西各地县的,大学生毕业生原定为一年的实习期,本该在1966年八九月就到了。可就在我们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紧接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后,1966年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又刊出了“经主席亲手改定”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该文发表后的第六天,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于是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各地县的党政机关,以及许多主要的党政领导干部们,都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从而没有办法给我们按时办理转正,我们只得依然领取每月46元钱的,实习生实习期工资。

    后来,好不容易盼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底才由广西壮族自治革命委员会下文,正式为我们这批1965年毕业分配在广西各地的,大中专生毕业生统一办理转正手续。到这时,才宣告我们实习期的结束,按照当时广西各地县、各单位,职工的工资标准给我们核定级别。

     原本只是一年的实习期,竟这样被拖延长达五六年之久。

    3、五年后只加五元工资

    我原本一年的实习期,被拖延了五六年才给转正。实习生工资金也陪随了我,长达五六年之久。这样,就使我每月46元钱的实习生工资,从1965年9月到工作单位开始,一直拿到1971年底。后来,我以当时仅有的46元钱微薄工资,除了供养家庭儿女之外,还要抽取自己赴干校所需的,每个月仅够吃饭的8元钱伙食费。

    再因为,当时我虽然是分在教育局机关工作的,但在转正时即并没有像分配在机关单位的那样,给我定行政二十二级的53元钱。而是按照分配到教育局所辖属的,中学教师的职级给定的级个,级拿中教八级的每月工资51元钱。所以我在涯过这漫长的,五六年实习期转正后,只是从原先的46元增加至51元,每个月加了5元钱的工资。

    在这五六年中,我们这批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许多人都络绎完成了结婚、生子等人生必然的经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承担着上要供奉父母,下要扶养儿女的,沉重经济负担。

    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十一月间,毛主席提出了“五七指示”之后,我们这批刚进入工作单位不久的,1965年毕业大学生尽管都是各单位的新人,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都成了没有进革命委员会的,各机关事业单位下放五七干校的主要对象。这样我又背起了背包,走向柳州市五七干校。

     4、无处申诉的个人利益

    还有一件令人气恼的事。那时虽说是给我们核发转正后的新工资了,但是,却要等到下文后的次月起,才能给发新工资,下文的当月依旧是按老工资发。特别是还规定了,在我们被拖延长达五六年的实习期内,所欠缺薪金一律不给补发。这样的规定,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的强烈反对。

    尽管我们这些1965年毕业分配在广西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纷纷反对自治区所作的这个规定。由于我们这批1965年毕分配到广西的大中专毕业生,是散落在广西自治区的各地县、各单位的。这批大中专毕业生们,在各自所接收的地县或单位,不仅显得力量分散、人单势薄,而且我们的微弱呼声,在毕业生所在的各地县和各单位,都不会得到工作单位负责人,甚至于同事们的理解和支持的。

    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全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总形势之下,个人利益是难以申诉的。很快,到1967年初我们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对经济主义浪潮的来临。于是我们这批人的这回事,就这样自然地自生自灭了。

    在广西这个低工资地区,我经历难以忘怀的五六年低收入时期,也算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风雨见世面的时期。这五六年的炼历确实是值得我自豪的,我视之为是旁人所无的一种人生炼历。

    我在这难以忘怀的五六年中,幸甚地能以一个尚未转正的实习生的身份,比较冷静或者说是冷眼旁观地,观察着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三、单位里的两大群落

    正是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就遇到了许多幸获,而后又有了幸获后的不自在,但这却让我明白了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中,群众都鲜有例外地以群而分成两大群落的。而且,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中,以群而分的工作人员,不仅成为单位群众中的两大群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往往也就是单位群众组织中的两大别派。

    1、工作单位的群众派别

   曾广泛流传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教导: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后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许多地方的许多单位里,工作人员都是明里暗里,被划分成左、中、右不同群落的。这种以左、右来区分人群的训示,恐怕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

    当初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里,确实有些人数虽然不多的人群,他们却是经常受单位领导注重,并且经常受到领导使用的。而另外有些虽然在人数上占到大多数的人群,他们反而只能作为,经常受领导注重和受领导使唤的,为数不多的少数人群的同事。直到如今,在我们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中,往往就是这两大以群而分的人们,构成了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里群众中的两大群落。

     还要注意到也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我们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里,不满意或者反对自己单位负责人的人,往往也是他们单位里的少数者。这些不满意或者反对自己单位负责人的少数者,因为自己在工作单位里人少势孤,同时又往往与自己工作单位里人数较多的同事们,对有些问题会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产生不同看法,久而久之甚至因此产生隔阂形成矛盾。在这样的工作单位里,群众中这样的两大群落,总会就成为对方必然的不同意见者。严重的甚至形成对方势不两立的反对者。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许多地方和许多工作单位里,成为对方必然的不同意见的群众,也鲜有例外地都以群而分。工作单位里以群而分的群众中两大群落,就是对单位对问题持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两个方面。继而这两个方面的人,大体上也就形成了工作单位里,群众组织的两大群落。其实,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地方和许多工作单位里的群众,也都鲜有例外地形成这样的两大群落。

     另外,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里,群众组织不同的两大群落,很快会根据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与其他工作单位里群众组织的两大群落中,赞同自己这派看法和意见的某个群落,联合结成跨单位的群众组织。这样就进而形成和出现了,跨单位跨行业甚至跨地区的群众组织。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地方和许多工作单位,都是如此发生和存在过的。

    再有还就是,在许多地方和许多工作单位里,有些人对自己群众组织所属的群落,存在着心态上的归属感。这种心态上的归属,在当时又被认为是行为上的站队。但是,这样的心态归属和行为站队,又经常是会变换或转换的。有些人经常自己变换或转换,成为某个群众组织的群落。当时将这种变换或转换心态归属和行为站队现象,形象地比喻为站过来、站过去。

    像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就有些人在前几天,还在反对自己单位的领导者,归属于不满意或者反对自己单位负责人的,人数较少数的群众组织群落。过了几天,他们这些人又反过来,靠拢或支持自己单位负责人了,站到人数较多的这个群众组织群落中,成为支持和保护自己反对过的单位领导负责人的成员了。

    2、我在工作单位里没有群落

    奇妙的是,我在我当时的工作单位里,没有被群众组织中两大群落中,任何一个群落所接纳。一时间,我这个掌控着工作单位公章的重要工作人员,虽然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推成受领导注重和领导使唤的幸获者,居然也在不知为什么之中,成为不属于自己工作单位群众组织,两大群落中任何一个群落的人。

    因为我原本就不是工作单位的中层干部,当然不会被单位的中层干部群落,认作是自己人。我也不是单位负责人的反对者,所以也不会被对单位负责人存有不满的,造反者们视为同事。同样,我这个尚且没有转正的实习生,也不会到自己工作单位之外,去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我没有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更不会成为到不同单位去,寻找自己的观点相同者的,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者。

     所以我在那个特殊年代,就这样确确实实地成为,逍遥于自己工作单位群众组织中两大群落之外的逍遥者。我所在工作单位群众组织的两大群落,都没有把我这个尚未转正的实习生,视为他们这个群落中的一员。也就是这样,我能以一个尚未转正的实习生的身份,尽管是无能为力,但却仍然目不暇接地努力观测,费心竭力地苦思探索,自己力所能及地努力承当,应该承当的一切。

    我尽量客观地观测我的工作单位,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所发生的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事情。我尽量独立自主地思索,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有些问题。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些作为是乐不可支的。然而,我事实上又确确实实地,是我工作单位里一个逍遥于当时当地的,尚没有转正的无能为力的实习生。

四、誓不两立的社会两派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在我工作和生活的柳州市,不少单位有为数不多的人,对自己单位负责人有所不满,或者对自己单位有些工作持反对意见,这些对单位负责人不满,对单位工作持反对意见的反对者,也就成为经常对自己单位提出问题的反对派。

    然而,他们提出来对自己单位里具体人或事的,有些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往往总是会引起单位里,人数较多的他们的同事们反对。这样单位里的两大群落之间,起先是在自己单位里,各持己见地进行辩论,逐渐彼此之间会形成并产生一定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大都经历了一个双方打口水仗的“辩论”阶段。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工作单位里,群众组织中两大群落的人们,对工作单位里人和事的不同看法,起先都是通过互相辩论,借助言语的表叙反映出来的。

    1、走出单位的社会两派

    柳州市有许多工作单位,人数不多的反对者不无例外地,会到自己单位以外的其他机关单位,或所辖工厂企业乃至中小学去,寻找并联合对他们的支持者。当文化大革命初时,对自己工作单位负责人不满的反对者,在他们自己单位以外联合起来,成立了反对者的造反组织,这就是跨行业的全市性派反派组织。他们这个群众组织的名称就是,柳州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被简称为“造反大军”。

    与他们相对立的是许多工作单位里,人数占多数的他们的同事们。这些各单位人数上的多数派,也与自己单位以外的其他机关单位或中小学,寻找到了彼此的支持者。他们也成立跨单位或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并且当之无愧地将自己的群众组织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于是。我所在的城市和工作单位里,群众就这样被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两大群众组织了。在“造反派”和“联指”的两大群众组织里,工作单位里没有群落的我,既不属于“造反派,”也不是“联指”成员。

    2、没有群落者的遭遇

    我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不属于两大群众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这样,也就没有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群落,会把我视为他们这个群众组织中的成员。所以,我确确实实地成为逍遥于,工作单位群众组织两大群落之外的逍遥客,也成为逍遥于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群众组织两大群落之外的逍遥客。

    正因为如此,我得不到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中任何一个群落的袒护。于是,我遭遇到其中一个群众组织的抄家。这个群众组织的几位武装人员,就是在这个群众组织的有些人的指点下,在清晨持枪闯入我的住房,当着我的面公然拿走了我放在抽屉里的,刚从单位领取的工资40多元钱。

五、鲜为人知的柳州武斗

    真没有料到,就在我到达柳州市后,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这个当时尚不为许多人知道的,环境优美安闲的岭南西部小城,就成为我无可奈何战战兢兢的生存之地。原本朴实谆厚的柳州市民,可怕地分裂成誓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中的两大群落。而且还在这两大群落的群众之间,还发生了荷枪实弹的特大武斗。

    1、两派群众对立的升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确实有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群众组织两大群落之间的群众性武斗。就我全程经历的柳州市武斗来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大致上是这样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先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成员,对有些事情和人所产生的不同看法,进行是非曲直的辩论。如果这种辩论发生在工作单位里,一般是不至于动手开打。问题是走出工作单位,街头上的两派群众,就会面对本不相识的辩论对方,一步一步地从口头街头辩论,到双方口说争论激动时,难免发生的互相指手划脚地谩骂,进一步就成为彼此有意无意的你我拉扯。继而就发展为双方有意的你拉我推,甚至向对方掷石块抡棍棒。

    气忿难忍的辩论双方,到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就自然而然地从手执棍棒石块,变换到手持长矛短刀等冷兵器,有组织地开始大动干戈的武斗。最终,迅雷不及掩耳地发展到操持热兵器的,荷枪实弹的特大武斗。于是,柳州全市范围内的,号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一方,与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方,两个都称作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的,誓不两立的两派群众,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拚死血战。

    2、两派群众武的斗据点

当时,联结柳州市河北、河南之间的,除了一座铁路大桥之外,主要就只靠着一座浮桥了。这座联系柳州市区两岸的浮桥,乃是柳州市民生活和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联结物。但是,这座浮桥却是一座非永久性的建筑,每逢春夏间柳江河水上涨时节,这座浮桥是要被拆除的。

    在这场特大武斗发生之前,这座连结柳江河两岸的浮桥,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不知是什么派的群众组织给拆除了。这样,基本上形成了柳江河以南的街区,是号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造反大军”占上风的阵地。在柳江河以北的市区,则是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的,“联指”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刚从北京分配来的,尚未转正的无能为力的实习生,所以我既没有力量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只能够这个令我怕得发抖的岭南西部小城里,远离父母兄弟战战兢兢地,捱过那可怕的日日夜夜,无奈地亲历着这场武斗的全过程。

    武斗发生的那段时候,柳州市白天是死样的寂静,下午三四点钟开始,街面上就无人敢出来行走了。有时上午十点钟左右,趁着枪声相对稀少时,胆大心细的近郊农民,会挑些自留地上的蔬菜,到安全地方来出卖。天黑之后,双方战士就走上战场了,于是乎一整夜枪声不断。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单位食堂早已为武斗者所有,市区的街面上基本没有正常营业的餐馆,我就陷于绝境似地没有地方去吃饭,这样就不得不学着自己做饭。如今,我那为一些人称道的烹饪知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积累起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在柳州市内实在难以生活。无奈之下我设法逃出柳州市区,到由一派群众组织绝对占领的工厂区域,投靠一位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系毕业的校友处避难。我赤手空拳地通过几重封锁线的搜身检查,好不容易来到分配在郊区工厂当画家的同学处。但是在工厂集中的地区,我也同样面对组织起来的武装人员,生活条件艰难困苦等现实状态,甚至要无奈地被迫参加堪比战争的柳州武斗,不到两天,我不得不再穿越几道封锁线,回到可怕的柳州市区。

    3、两派群众抢枪和农民进城

    直到如今,许多人不一定知道,柳州市发生这场特大武斗的惨烈状况。当时确实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剧烈的武斗,然而在柳州市的发生的特大武斗,不像当时发生在郑州、武汉和四川、贵州等地方,所发生的武斗那样,是一步一步地逐步升级起来的。柳州市发生的那场特大武斗,几乎是从一开打就立即真刀真枪的真打,双方武装人员迅速让武斗,升级发展到无法掌控的局面。

    当时柳州市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掌握了越南前线抗击美帝国主义所用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柳州市两派群众组织手中的先进武器和装备,说起来都是从地方武装部队,以及驻柳各部队那儿“抢”来的。实际上这也就是当地武装部队,对他们认为并支持的左派群众,进行支持的一种特殊形式。

    柳州市两派群众组织,以及来自郊县的农民武装,都能够从支持自己这一方的,武装部队手中没有什么抵抗地,轻易抢到自己所需要的枪支弹药。所以手握真抢实弹的两个群众组织,就能有持无恐地开打武斗,并且使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立即就地升级起来。同时柳州市两派群众组织,又与广西各地县的群众组织,有着相同观点派别之间,互相联合和对应联系,甚至同一派武装人员上的彼此支持。

    与柳州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即“造反大军”相对应联系和支持的,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即是“广西422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桂林市是以“桂林老多”为主的桂林造反大军。“桂林老多”之名,是因为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位于桂林市的广西师范学院,以观点相同的造反派占多数,故而自称为“桂林老多”,嗣后桂林市的造反派,也一直称为桂林老多。广西其他许多地县的造反派,也大都称“422革命造反派。

    与他们相对立的另一派,在柳州市称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即为“联指”。无论在自治区首府南宁,还是包括桂林市在内的广西各地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都简称为“联指”。

    这么一来,柳州市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有力量从柳州郊区和周围各县市,调集自己同观点这一派的农民武装人员进城作战。这些从郊区和各县市里调来的农民武装人员,白天黑夜都荷枪实弹地,在自己这一派控制的柳州市区街上巡逻,遇到看上去像是对方派来侦察的人,或者是看上去不顺眼的人,就会举起枪来盘查这些人的身分。一旦查实是对方派进来侦察的奸细,立即就地打个半死不活,再拉到据点里去处理。

    4、关门大打的柳州市武斗

    掌控了真枪实弹的两派群众武装,加上从周围县里调来的农民武装人员,立即就把柳州市的武斗,迅速地升级起来了。而且也让柳州市的武斗打得非常专业。令人不安并特别可怕的是,柳州市的武斗一开打,双方都迅速占领当地的邮电局。那时候的邮电局包括了邮政和电讯两个部门,这样就扼断了柳州市与国内外的各种通讯联系。

再加上柳州市的公路交通,因为许多地方的长途汽车站,被武装人员占据而事实上中断了。最重要的是,通向全国的铁路大动脉,由于有的路段铁轨被拆毁,有的火车站也被占领,导致经过柳州的铁路运输不畅。这样就引成了柳州市两个群众组织,双方关起门来闷着打的武斗局面。

    因为武斗,柳州市中断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我就是在那段时期内,既无法给家中写信寄钱,也不能给家中发电报打电话。急得上海家中因为联系不上我,我老娘只能每天上班时间,在午饭后抢了单位的热水瓶,到位于淮海路思南路口的,邮局旁边“老虎灶”去为大家打开水。其实她的目的是,借此顺便进邮局去问一声:发去柳州的电报通了没有?

    久而久之,竟然让邮局的几位工作人员,记住了我的白发老娘。有一次,他们问起我老娘:你有什么人在柳州啊?我母亲答道:是我的儿子在柳州。邮局工作人员不无同情地说道:讯息不通,难怪你这样着急。由此可见,关起门来双方闷着打的柳州武斗,剧烈程度及包括央领导在内的,全国人民对之详情无法了解之一斑。

    4、中央重视了柳州市武斗

    中断铁路运输和抢劫援越抗美物资,让事情终于闹到不能够再闹下去的地步了。先是由周总理带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自1967年11月以来,先后七次接见广西到北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

    当时,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因为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中,我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越抗美物资,其中就包括我国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军用装备。同时,当时被我们斥责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也向越南支援和提供他们的一些武器弹药。这些运载着援越抗美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的,国内外军用列车通常经京广铁路,也会在柳州停留一段时间,进行加水或车辆保养等。

    当然,这些装载国内外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的军用列车,到达柳州的时间和停留时间等,都是一般人不能知道的绝密讯息。但是,这些装载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的,许多国内外军用列车,却经常不断在柳州遭到有组织的抢劫。这件事早就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只是柳州两派群众组织,都互相指斥这是对方所为的反革命行为,而且地方武装部队与柳州有些驻军,对这些有组织的抢劫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有不完全一致的看法和态度。所以面对如此纷争不一的事实,中央似乎一时也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适当时机

   突变是发生在1968年6月底,有一列车当时苏联援助越南的,运载包括大量枪支弹药在内的军用物资,在经过柳州时遭到参加武斗的双方武装人员有组织的抢劫。抢夺组织得十分严密,速度非常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仅几十分钟内就抢得干干净净。

    这件事立即引起当时苏联政府和越南政府的震惊。他们立即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严正抗议。这样就让鲜为人知的柳州特大武斗,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性大事,迅速被国内外熟知和热议,也马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这样,中央领导严厉谴责了在柳州出现的,中断铁路、抢劫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等行为。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在七月三日共同发布了,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布告。这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布告,就是当时广西家喻户称晓的“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的发表,立即迎来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过程中,广西不少地县的武装部队,整团、整营、整建制地对那些,被指责为抢劫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的,称作造反派的那一派群众组织,进行真刀真枪的消灭性真打。而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则全力为真刀真枪真打的各地县武装部队,提供除了自己上阵开火以外的,各式各样的各种后勤保障。

    据当时有些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曾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广东广西交界地带,包括国民党残匪在内猖獗而大规模的广西土匪的几位同志说,这种歼灭性攻打阵势,简直就与当时解放军剿匪一样。

    这样,我们很快就迎来了广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紧接着就是广西各地市县,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

    然后在解决没有被安排进柳州市革委会的,各部委局等单位原来干部去向时,我这个刚毕业才进单位尚未转正的新人,即在大家欢天喜地庆幸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余兴未尽之时,被告知以旧机关单位人员的身分,背上行李出发去办学习班。这次我背着行李去办学习班的地方,就是柳州市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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