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情怀
2016-06-13 15: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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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辑情怀

徐亦亭

    好像有人这样说过:喜欢回忆,是人变老了的标志。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倒是持赞同意见的。因为,人只有老了,才会有留存久远的东西和值得追溯的事情可以回忆。如果是一个没有生活阅历和工作积累的人,肯定是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回忆是人老了,才能享有的一种权利。

    前段日子,野鹤余暇之间我居然也聊发回忆的闲情,发觉到在自己的心底,深藏着一个化解不开的编辑情结。因为,我从1985年起,一直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和民族教育研究所,连续编了18年的《中央民族在学学报》和《民族教育研究》,从而就在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的编辑岗位上告老退休。而且,我退休前在学校聘评的专业技术职称,也并不是高校教学系列的正高级教授,而是出版编辑系统的正高级编审。

    另外,还值得一提是,在正式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任学报编辑部编辑之前,我已经有过令人难以忘怀的编辑经历。我曾编辑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担任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组的组长。参加过国家大型工具书《辞源》的修订和编辑,并且承担其中“贝”部若干辞条的修订和撰写。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辑,完成该卷的框架和条目拟定,组织成立各断代历史分卷的编写组,以及各分卷条目撰稿人的确定,并完成了部分条目的组稿和约稿工作。我还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纂处的编辑工作,收集整理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部分辞条,完成《秦汉史》分册的南蛮、武陵蛮、乌浒蛮等若干辞条的撰写。

    这么一回忆下来,不禁令自己感叹不已,既然有过这样的编辑经历,我怎么能不在心底蕴藏着,对编辑工作的深切情怀呢!

 奉命编辑敢于担当

    虽说我大学毕业后,是分配在广西基层的一个地级市柳州市,担任柳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不过在我任职教研员期间,除去文化大革命无法工作的逍遥,以及去柳州市五七干校的劳动煅炼之外,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还是调回刚成立的市革命委员会文教办公室时,我的主要工作都是奉命编辑,编辑一些函授教育的教学参考资料,及“教育革命资料摘编”。这样就养成了我独坐资料室,收集整理文稿的编辑习惯。

    因为我早期的编辑工作,大多是受单位领导委派的奉命而为的任务,所以我将之称为奉命编辑。

    1、工作后的奉命编辑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1965年末,就受单位领导的委派导,编辑几所来柳州市举办函授的单位,所编写的中文系函授参考资料,供给柳州市参加这些单位函授的,语文函授生们自学使用。

    再后来,我居然奉命编辑出一本连自己都不会的《汉语拼音》教材。这本用剪刀加浆糊编出来的《汉语拼音》,是为了供给柳州市部分小学教师,参加进修学习使用的。因为当时柳州市还没有能用拉丁字母进行印刷的工厂,为此我还专门出差去了趟湖南长沙,才找到一家能用拉丁字母印刷的工厂,完成了这次奉命编辑《汉语拼音》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的早期奉命编辑戛然中止。可能是我已经展示出了擅长编辑的原因,曾经有一个群众组织邀请我,参加他们派性报刊的编辑。但是缺乏城府的我,却以逍遥局外“不愿奉陪”为理由,婉言谢绝这个群众组织的邀请。

    对于我这个不愿意为群众组织派性报刊当编辑的拒命,自然让我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就是,在柳州市发生的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峙和特大武斗中,没有组织的我不得不孤伶独寡地,苦捱着胆战心惊的恐怖日子。甚至遭遇到明知是哪一派群众组织的,持枪劫匪入室抢抢劫而无处申述的委曲。

    2、奉命编写中学《历史》教材

如今可能有许多年青人不一定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71年9月13日,在中国大陆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这件突然发生的政治事件,直接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让,当时全国各地正在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政治和语文这些课本,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冲击。

    因为在当的特殊条件下,中小学的历史、政治和语文教科书中,早已充满了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密战友的宣传性内容。甚至连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学习并熟知的,朱德总司令挑粮上井冈山的故事,也被改写成林副主席挑粮上井冈山了。突然爆发的林彪事件,就要求各省市的教育部门,必须立即修改中小学的教科书,彻底删除教科书中所有与“林彪及其死党”有关的内容。

    这件事同样也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领导机关的当务之急。新成立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马上安排了文化大革命前长期任广西领导工作的,地位仅次于韦国清的第二把手乔晓光同志,出来负责自治区的中小学教科书修改工作。

    同时火速从有条件和有力量的广西师范学院(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教师进修学院,以及南宁、柳州、梧州等有关地市,抽调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一批政治业务都过硬的中小学教师,到南宁的广西教师进修学院,与该校教师一起集中力量,突击完成这项紧急的,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政治任务。

    我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又一次承担起了奉命编辑的任务。不过出乎我意外的是,居然还让我担任了广西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组组长。

    3、奉命编辑必须要敢于担当

    这次奉命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确实给我巨大的压力和帮助提高。令我我体会最深的是,这次编教科书让我明白了编辑的担当。

    乔晓光是一位颇具威望的老革命家。他长期与韦国清一起,并肩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文化大革命初起,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中的造反派提出要“打倒韦国清”。当时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站出来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在两派群众组织中,人数占绝对多数的联指,就提出了“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的口号。

    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就这样旗帜鲜明地,以支持韦国清还是支持伍晋南为标志,各自有了自己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及要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而,令人奇怪和出乎意外的是,在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中,竟没有那一派要打倒乔晓光的。所以说,在广西的文化大革命中,老革命第二把手的乔晓光,虽然是曾经靠边站了的,但却确确实实没有被群众组织打倒过。

    1971年他出来恢复工作时,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所以,中小学教科书的修改和编写,正好由他来主管。从我和乔晓光的接触来看,他为人原则性强、思路清晰,而且朴实大方、平易近人,确实是一令人尊敬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总是穿着一身合身的深色中山装,配上一双小方头的黄色皮鞋。我记得有一次,他甚至光脚穿着皮鞋没穿袜子,就出来接见我们了。

    乔晓光对广西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抓得非常紧。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乔晓光听取我们的编写工作汇报。在政治、语文和历史三位编写组长汇报并提出问题后,并没有如我们事先想像的那样,给出有针对性的指示和答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告示我们:既然确定了编辑任务,大家就必须敢于担当。我有我的领导担当,你们有你们的编辑担当。

    这一次,从革命前辈言语不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编辑担当”,就这样深入到我的心坎里了。

工具书编辑收获大

    现在我们通常说的编辑,主要是指从事稿件的组织,并对稿件进行审定、选编和加工的人,就如我在本文上面阐述所指的编辑工作者。编辑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指对书籍、报刊和资料等稿件所进行的,选审和加工等文字编辑,本文下面叙说的编辑,即是指这样的编辑工作过程。

    我们经常说,编辑一律主要是做些文字上的“锦上添花”工作。然而编辑实际上做的是一项,集众人智慧的文字加工工作。因此也可以说,编辑的过程工作也就是编辑自己增长知识、开拓视野的过程。尤其是诸如大型工具书《辞源》《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现代辞书的编辑更是如此。这仅是我参加辞书编辑的一个心得和体会。

    1、参加《辞源》修订的收获

    今年(2016)年初,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第三版。《辞源》被称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问世于20世纪初1915年。当时编辑和出版《辞源》,是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产物,《辞源》的编辑和出版,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现代阐释,也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76年,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提出并具体指示,国家决定对几部大型工具书开始进行修订,以加强它们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具体分工是由上海市组织,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地区专家学者,负责对《辞海》进行修订;湖北和四川两省的专家学者,共同承担《现代汉语大词典》的修订;除湖北以外的中南地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四省区,则通力负责对《辞源》的修订。

    (1)边工作边学习增长知识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广西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历来是比落后较的。建国后除了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以外,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人材仍是相对缺乏的。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承揽的《辞源》修订任务,具体交给由作家秦似先生任系主任的,广西大学中文系承担,秦似先生也就膺任广西《辞源》修订小组的组长。

    广西大学中文系是1958年,随着广西大学成立而建立的,教职工主要也是从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调来的,后来再加上些逐年留校的毕业生和各地调来的人员。为了完成这次修订《辞源》的任务,广西大学中文系除了抽了七八位有相当学术功底的老中青教师,专门组成《辞源》修订小组外,还通过自治区党委向有关地市单位,借调有一定文史知识的专业人员协助编写工作。

    我可能是有曾过编辑中学《历史》教材的经历,故而被自治区和市领导提名,参加广西大学《辞源》修订小组的修订工作。除我之外,广西大学《辞源》修订小组,还从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玉林地区,抽调一位玉林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前来参加他们的《辞源》修订工作。

    这次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是我又一次难能可贵的幸获。在《辞源》修订小组,我们实际上是边工作、边学习、边提高的。为了帮助我们提高专业知识,也是为了《辞源》修订工作的需要,广西大学中文系不仅将系资料室的大量的图书资料调供我们使用,而且还特别斥资购置了一套《四部丛刊》。

    我们在明确了各自分工负责的,需要修订的“字”和“辞条”之后,主要就是自己查阅《四部丛刊》等历史文献。我们先在《四部丛刊》等各种古代文献中,摘抄自己所需要的书证。比如,我具体分工负责修订的“贝”字部:賁、費、貯、贴、贶、貽、貾、贵、贷、賀等10个字头,以及该字头下属的辞条,便将自己在各种文献中所看到的,与这些“字”和“辞条”有关的辞和辞目,尽可能抄录下来,以便作为书证用于补充或充实,需要修订的字和辞条的内容。

    当时我们每周有两个半天的业务学习,除了请组内的沙少海教授系统地讲古汉语知识外,还经常聆听有关专家教授的讲课,参加广西大学或中文系的学术活动。特别让我难以忘怀是,有一次正逢秦似先生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回广西,于是他近水楼台地请王力先生,专门为我们讲了一次古汉语知识课。

   我在参加《辞源》修订的这段时期里,通过听课听讲和自己的阅读,所获得的知识收获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大大超出了我的五年大学生活。而且这种从“实战”中得到的成长,与学生时代从课堂教学中获得的知识,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参加《辞源》修订,真是我难得的铭记终身的人生经历。

    (2)修订《辞源》的意外获得

    正是这次在广西大学参加《辞源》修订,让我意外地偶遇幸获,到北京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广西大学《辞源》修订小组的地点,设在学校的招待所二楼。我和玉林师范学校两个抽调来人,晚上就在办公室旁各人住一间宿舍。那时候来广西大学招待所,留宿的客人并不很多,平时下班后二楼整层就剩我们俩人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蓬勃发展的全国改革开放形势,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飞速猛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我们中国也要有《大英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样的现代化大型工具书,指示我们国家也要编辑和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且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立即组织全国各方面的第一流专家学者,开始着手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

    1980年初,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一位人事处的负责同志到广西大学,正巧留宿在招待所二楼。在几天的闲聊之间,他知道我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而且已经完成了这里的《辞源》修订工作。于是他主动提出来,能否让我先以借调的身分,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编辑?因为他们正急需一位熟悉民族研究,或者是民族院校毕业的编辑。

    对此我马上表示乐于接受。

    说实话,我当时只是简单地想,自己虽说在北京上过五年大学,但对北京却是十分陌生的。因为我在五年大学时期,除了学校组织的参观、劳动所到之处外,几乎没有去过其他的名胜古迹。什么天坛、故宫和颐和园等许多地方,我都没有进去游览过的;北海公园也只是在1964年国庆游行后,跟随游行队伍的人群,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地路过一次。如今,我已有了工资收入,很想再到北京去走走看看,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到北京去,享受一次有钱后的,“边工作边旅游”的愉快日子呢?

    2、频现意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

    对我乐于接受借调的表态,他不仅很高兴,更是十分真诚和认真地与我保持着联系。经过一番往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就在春节后,正式向我工作单位发出了借调函。而我也在回柳州后,恳请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于是,在办好工作交接、委托好友为我寄发工资及全国粮票等事宜后,我于1985年5月8日抵达北京,自己找到当时位于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的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如果说,在南宁参加《辞源》的修订,是我一次难能可贵的幸获,以及终身难忘的边工作、边学习、边提高的机会。那么这次到北京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则是我一段意外频现、滋味杂存的生活历程。

   (1)拜识大师拓展视野

    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报到后得知,这段时间他们已正式调入一位《民族卷》编辑。于是就让我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辑。当时《中国历史卷》也已经有一个没有学历的,行政干部改行的编辑刚开始工作。作为借调人员我当然是做他的助理,所以《中国历史卷》的编辑工作,当然是以他马首是仰。况且我这次来北京的初衷,主要就是边工作边花钱的“工作旅游”,根本没打算在这里呆多久的。

    开始,他和我一起拜访中国社科院等,京内各历史科研机构的一流专家学者。很快我就结识了诸如历史研究所尹达、张政烺、胡厚宣、孙毓棠、王毓铨、李学勤,近代历史研究所刘大年、蔡美彪,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广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胡华和清史研究所戴逸等,众多当时史学界的权威和泰斗。

    与此同时,我还通过书信以及逐一拜会,结识了南开大学郑天挺、南京大学韩儒林、复旦大学谭其骧、华东师大吴泽、上海人民出版社胡道静、武汉大学唐长孺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大师。在与这些令人钦慕的史学大师们的交往中,我切身感受到这些大师和学者身上,博大精深的专业学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大家风范。我真的有一种“拜识真佛”般的升华和提高。

    虚怀若谷、待人亲切,是这些史学大师们的共同特点。虽然他们在知识和学问上,都是令人敬慕的大师,然而在待人接物和为人表率上,他们则又是爱扶晚辈、平易近人的可敬长者。我每次造访这些大师宅第时,遇到的总是大师们对我这个无名小辈,毫无架子和热情洋溢的亲切接待。有一件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并深感不安的事,就是1981年正值暑期酷热的一天,我去拜见周一良先生,在周先生家中,由于口干唇渴而忘乎拘礼节,居然喝干了先生一杯接一杯送过来的凉白开。当我觉察到不妥而显出不安时,先生脸上和蔼可亲的笑容,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就已经因为识别了,存放在美国某博物馆中的某件文物,与我们国内某件文物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国内外闻名遐迩的史学大师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记得我初次到他家拜见他时,这位史学大师竟然热情地给我倒水拿糖果,很快就用他那亲切的言行,消除了我的局促不安。

    (2)大师帮助裴然成绩

    正因为我得到了京内外全国一流史学大师们的帮助,所以凭着自己的中国历史基础,很快就在孙毓棠、张广达等各位专家的帮助下,我拟定了框架和各分卷条目,确定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写框架,以及各分卷的具体撰写条目。

    与此同时,经过与各专家的反复协商,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各分卷编写组,确定了各分卷编写组的组长:以李学勤为组长的先秦历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以孙毓棠为组长的秦汉历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以唐长孺为组长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十国历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以邓广铭和蔡美彪为组长的宋史和辽金西夏元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以王毓铨为组长的明朝历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以戴逸为组长的近代以前清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以胡华为组长的现代中国历史编写组及撰写条目。

    我完成了部分条目的组稿约稿工作。我按照各位编写组长的意见,马不停蹄地向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约稿组稿。总编委会和各分卷编委会从一开始,就要求所有的条目应由国内最合适的一流专家来撰写。

    我在各编写组肛等专家的介绍下,采用登门拜访和书函等多种方式,基本上完成了各分卷的全部撰写条目的组稿约稿,并且将各撰稿人的完稿时间登记在册。就这样,我不经意间竟然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工作,走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其他许多卷的前列。

     (3)意外中箭遭遇不公

    于是,我突然觉察到,那位行政干部改行没有学历的,《中国历史卷》正式编辑对我发出的敌意。因为可以看在眼中的是,无论是在拟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框架和编写条目,还是成立各分卷编写组,及各分组条目的组稿过程中,毫无历史基础知识他,不仅无法与各编写组长们交流沟通,而且一味低庸的鞠躬哈腰,甚至令有些专家学者们无所适从。这样结果就是,各分卷编写组长和许多作者们,在与出版社的交往中,主要都是我进行联系,反而把那位没有学历不懂历史的,出版社正式编辑给冷落了。

    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作为出版社的借调人员,居然让他们的正式员工感受到压力和威胁,这仿佛多少也有点讥讽之意。于是,这位年过半百且与某位军阀有些关系的出版社正式编辑,凭着他长期混迹在机关中所炼就的,拉帮结伙排除异己的上下折腾功夫,对我展开了意在清除出外的攻势。他不顾社内几位正直同事的劝阻和反对,在一夜之间用新锁上办公室的所有柜子。

    其实,在这个闻名遐迩的出版单位里,我和很多人一样早已看到了,在伟大事业背影下的尔虞我诈。矛盾既然是如此地公开了,那么作为借调来北京工作的我,出于已经实现了自己工作旅游的本意,心中仿佛也在对自己发出了指令:回去吧。离开这个注重关系,不重真才实学的地方吧。

    我也看到了,当初刚成立这个出版社时,随着一批有才干、有学识的人才,络绎进到这个新单位的,也鱼龙混杂地混入了一些李林甫、秦桧式的,口蜜腹剑的龌龊人物。这些龌龊人物专门对致力于事业者下恶手。而且这些龌龊人物之间也还是互相支持配合的,他们甚至早已开始对一位社内众所公认的,有威望、有才干的年轻领导者,进行不公正的抵毁和攻击了,何况像我这样没有背景和关系的,一个区区借调人员呢。所以,我又为什么还要恋栈于此复杂之地呢?

    于是,我也带着些许讥讽地,将我的办公室钥匙和办公桌钥匙,干脆大方地放在了他的桌边。不需与之有一丝礼节地,走了。

    3、《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的和谐愉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单位的,许多专家学者不单是出于道观上正义,而对我表示要留用。更是出于当时的史学研究,及正在编纂的辞书工作需要,愿意对我提供工作机会。所以,几乎是在离开这个行政干部出任的、正式编辑的第二天,我就到《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纂处的编辑部,开始新的辞书编辑工作了。

    我在《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纂处编辑部的临时工作,是令人愉快和值得回忆的。起先我们这个编辑部只有三个人,主持者是位和蔼可亲的著名历史学者,另一位则编辑是长期在《历史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的老资格编辑,再加上我。编辑部也按照中国社科院和历史所的规定,采取每周两个半天集中,平时用不坐班的工作制度。

     这样,我平时可以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阅读和研究,而每周的两次集中,则增长了同志们见面的亲切感。在这段时期,我除了完成从指定古籍中,摘取些可以作为《中国历史大辞典》补充辞目的,辞条收录任务之外,也应《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史》分册编委会的邀请,撰写了南蛮、乌浒蛮、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辞条。

中国大百科出版历史卷和其他卷的几位朋友,也不时前来看望我。他们告知我,那个不懂历史的历史编辑,遭到新调入的历史专业毕业的年青编辑讥讽和摒弃的趣闻。而我总是对此类消息,报以浅浅一笑。因为,我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之余,又已将兴趣投向寻觅京城的吃喝玩乐了。

    在《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纂处编辑部,我愉悦和谐地持续工作了两年。

学报编辑喜怒哀乐

    1985年初,我正式作为编辑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在毕业后的20年,会重新回到母校工作。

    我到学校报到时,人事处一位科长亲切地告诉我,可以去刚成立不久的学校出版社,也可去学校的学术刊物学报编辑部。因为我到北京在已经有了四年的,编辑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时间,与学校里的一些老师和师兄都有着联系,并且在学校安家与学校有了新的关系。所以说,对学校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因为按照我当时对国内出版界,及国内刚出现高校出版社的一些了解,并不看好我们学校办出版社。加上学校为学校出版社任命的,几位不熟悉出版业务的社领导,让我有种难与共事而欲远避之的态度。特别是其中有位刚愎自用,见地短浅得无法沟通者。所以我恳切地提出了,希望到学报编辑部的要求。在获得学校人事部门负责人准予后,我高高兴兴、喜形于色地来到了学报编辑部。

    1、令我喜形于色的学报编辑部

    在学报编辑部办公室,接待我的编辑部主编。这是一位语言学家,我当学生时有一次在夏垫的学校农场劳动,他就是我们的管理老师。所以,也可以说是故人重逢了。副主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这是位的中年专家,当时已经在《北京晚报》上,连续撰写发表着阿凡提的故事,被誉为“将阿凡提引进北京”的人。编辑部还有两位女性老编辑,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班毕业的我的师兄,再就是一位办公室管理员。算起来我应是学报编辑部最年轻的后来者。随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落实政策安排在学报编辑部,但不常来上班的老同志。

这时我们学报编辑部的八个人,平常虽然不坐班但却工作井井有条、效益显著。主编除了主持编辑部工作外,还在北辛庄负责为学校办班。当时学报尚是季刊,每期6印张98页;鉴于报批程序等原因,我们来不及将1986年的学报改为双月刊。然而却将1986年虽是季刊的学报,每期改增至7印张112页,以增加容量,并且办了一期语言文学增刊。

    更主要的是,我们在1986年完成了为学报,从1987年起改为双月刊的,各项报审和批准工作,在为学报做好所有改刊准备的同时,实际上也为我们学报奠定了,遵循学校发展方向,坚持民族特色的办刊道路。

    在老师和学长们的帮助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学报编辑程序。学报编编辑部内和谐愉快的同事关系,以及对我的关怀有加,实在令我这个后来者十分感动,我欣喜自己来到这个团结进步的编辑部门,至今想起来还是喜形于色的。

    2、让我怒不可遏的学报编辑部

    诚如有位伟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1986年以来,学报编辑部负责人发生变动,调入了几个不该调入的人。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原本是和谐愉快的,学报编编辑部络绎不绝地出现了,从来没有料到的各种各样矛盾。

    最初,有一位刚调来学报编辑部的年青女教师,突然到我家中向我告状说,编辑部有人对她企图不轧。当事人的这种告状,让我难以置信并且怒不可遏。更加令我意想不到和愤懑的是,当时学校领导不知是怎么想的,似乎要将作为学校“学术窗口”的学报编辑部,让这么一个毕业五六年,毫无学术经历尽显品质不端者来负责。一时间,不光学报编辑部的正直编辑,甚至连学校许多老师和学者,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突击提拔“坏人才”的典型。对此,我只能是怒不可遏地,表现出自己的冷眼傲倪。

    作为学报编辑部的一个普通编辑,我知道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我一直不想将自己的编辑经历,成为自己的显摆夸耀,更无意让当时学报编辑部充满怨恨。但是,有段时期学报编辑部的“万马齐喑”,居然能让学报负责人可以不报知学校人事部门,就擅自停止社内编辑人员的工作,并扣发学校按月发给该编辑的工资。对此,我依然只能是默默地,冷眼怒目逡视着身边之事。

    最让我怒不可遏并且无法忍受的是,居然会发生学报编辑部负责人,在学校的“学术窗口”学报编辑部门口,与一位老师拳脚相交、大打出手!令人意想不到的“学术窗口”门口这种“斯文扫地”,使我直截了当地喊出,耻于在此流人之下屈就。于是乎,我经过学校领导的同意,手续齐备地调到学校的另一个公开发行刊物,《民族教育研究》编辑部去了。

    在《民族教育研究》编辑部的,我主要经历了两件事,一是没有花费一分钱,实现了《民族教育研究》杂志,由北京市邮局的直接发行。二是在《民族教育研究》编辑部,我结识了几位高学历、正直有素修的中青年编辑。他们的英华才气与当时学报编辑部的那几个,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年青一代。

    现在,正是这些有素修的中青年编辑,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的中坚力量。

    3、我哀叹不已的学报编辑部

    我的调离学报编辑部,兴许掀起了些微漪澜。学报编辑部也确曾对我做了挽留,后来也作为一项工作,为我举办了欢送晚餐。但是我对自己调离这个,曾经恳切希望调入的学报编辑部,内心深处确确实实是哀叹万分的。

    学校办的学报主要就是为了展示学校的学术成果,也是为学校的教师和科研成员,提供发表科研成果的场所。所以学报编辑部的编辑,必须是一个心怀坦荡、乐于奉献者,学报编辑不仅要是一个正直通达者、能干肯干者,而且还必须有一定的学术修养。要让学报编辑成为学者型编辑,不要让贪婪无厌,品质不端者进入学报编辑部。我哀叹“不学无术”者闯入学报编辑部、更哀号“无学有术”者混进学术编辑部的圣神殿堂。

    我同样哀叹登堂入室学报编辑部的假专家假学者。在学报编辑部我领略到不少校内外专家学者的风彩,学到许多老师学长们的道德文章。然而,偶有碰上些令人难堪的人物,遇到些啼笑皆非的怪象,也会给我留下深感不安的哀叹。我到学报编辑部不久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教师,摇摇摆摆来到编辑部投稿。但是他的稿件还没有动笔写,却要我们先给他留下版面。虽说主编副主编决定置之不理,不过,这也算让我认识到毫无篇文只字,就敢登堂入室的假专家。

    还有些自以为是假专家,也是让我哀叹不已的。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无知者无畏。兴许是真的无知,才能让有些自以为是的假专家,不知天高地厚、无畏地说出:“某事某事我全知道”之类,夸大其词的自我吹嘘的话。

我们知道:一般讲来任何一个人,他所看到的事和人,总是比他没有看到的事和人,要少得多。他所听到的事和人,也总是比他没有听到的事和人,要少得多。而他所知道的事和人,也总是比他不知道的事和人,要少得多。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随便说,自己“全知道”这样的绝对化大话。

    4、我乐不可支的学报编辑部

    我不仅是喜形于色地来到学报编辑部,而且是乐不可支地在学报编辑部工作的。要不是有一段实在不幸甚的话,我是不会无奈地离开学报编辑部的。

    学报编辑的工作量不很大,学校老师出于评职称、晋级等需要,都会积极向学报编辑部投稿,并恳切要求“刊发为盼”,这就为我们学报编辑部提供源源不断的稿源。加上校外兄弟民族院校和许多民族研究机构的,民族研究工作者也乐于将自己的,研研成果和学术论文投寄给我们,所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基本上不缺稿件,也不需要编辑们自己去组稿约稿,极大地减轻了我们学报编辑的工作,这也是让我乐不可支的地方。

    (1)学报编辑之余可以个人研究

    这么一下,让我在编辑学报的闲暇,有时间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著作,研究和思考在学报编辑中发现的某些学术课题,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撰写和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

    2004年初我退休后,闲云野鹤之间偶发暇情雅致,收罗起自己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章著作来,发现我在编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的同时,还全国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及中华文史网上,发表了57篇学术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统治思想、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民族地域文化研究、中华民族炎黄始祖研究和汉族源流等。

    我还出版,了四部由我任主编,或者副主编但实际上是我主持编写的,颇有影响力的大型学术著 作: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于1994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其中撰写了“羌族文化史”5万字;主编的《中国文化杂说》,于1997年4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在其中撰写了“汉族源流概说”12万字;副主编的《中国民族教育50年》,于1999年9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以及副主编的《中华民族史》,于2001年8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其中撰写了“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12万字。

    (2)中青年编辑们的对我理解

    让我最乐不可支的,并不是这些可以看在眼里的著述文章和书籍,最主要的是刚跨入21世纪,学校成立“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下设《学报》编辑部和《民族教育研粉》编辑部。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内的年轻编辑和工作人员,无论是资历丰厚的中年编辑,还是正直有素修的青年编辑,他们对我这个临将退休的垂暮老人,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关爱,他们让我愉快地离开工作10多年的学报编辑部,高高兴兴地走入缤纷灿烂的老年世界。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先初是喜形于色地,调进学报编辑部,后来又是乐不可支地,退休离开学报编辑部的。虽然其间有怒也有哀,但我这一生中的学报编辑部经历,如果借句戏文中的唱词来说:这才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如意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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