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和中小学时的趣记
2016-10-16 14: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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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和中小学时的趣记

徐亦亭

上年纪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自己对“而今目前眼皮下的事”即过就忘,但却对那些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反倒总是不能忘怀,还时不时地会在脑海中印现出来。近来,我就经常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事,想起中小学时代的一些有趣的锁碎往事。

我对自己中小学时的几时记忆中,主要存留的就是在自己住家附近荡马路。因为像我这样从小生长在城市中的人群,不同于自幼生活在农村、或者山区的人们那样,可以从小就在自己的孩提时代,很早就能够接触到大自然,及其所赋予的田园风光和高山大川之美。所以在我的小儿时代记忆中,总是有着一个难以记忘怀的情趣,那就是和小伙伴们在自家附近的街头马路上,信马由缰般地闲逛游荡所带来的欢乐。

似乎像我这样年幼时,喜欢在自家附近街头闲逛游荡的,还不单单我们这些在上海长大的孩子是这样,而且其他城市的孩子也会有在自家附近街头闲逛游荡情况。因为样前些时间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有许多打小在北京城长大的爷们,也都有这样在自家周围街头,闲游逛荡的儿时愉悦生活的回忆。

美好的儿时记忆

典型的上海人通常是把这种,在自己住家附近的街头闲游逛荡,用上海话说成是“荡马路”。当然,有时候上海人也会把到距家稍远的地方,或者是到大公司、大商场等地去闲游逛荡,同样也说成去“荡荡”的。比如说“荡荡淮海路”“荡荡永安公司”等。相反,如果是到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在自己住家附近的小店铺去闲逛,反而是没有人会用这个“荡”字的。从没见过有那位住在上海市区的人会说,自己不是到“虹桥”“苏州”去荡荡,就是到隔壁烟纸店里荡荡的。

事实上,上海人用上海话把在自己住家附近的,街头闲逛说成为“荡荡”,这是用字谴句非常贴切的,一种高度形象化的说法。上海话中这个“荡”字,既生动贴切地将人们在闲暇无事时,在街市马路上随便行走中的闲情逸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也将之与古代闭门不出的大家闺秀,春风满面地在秋千架上来回荡游时,洋溢出来并伴随着的欢声笑语,如同一辙地表达得生龙活现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儿提时代,我们国家曾经出现过出现过两段,令人难忘的“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美好年代。这的的确确是现代中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喜上眉梢的时期,也是值得我们这代人追叙说道的难忘岁月。这两段美好时代的前一段时期,乃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到1948年这三四年间;后一段更令人难忘的岁月,则是我们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1950年到1956年的七八年间。

1、1946到1948年的上海一斑

1946年到1948年这几年间,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刚取得了胜利,作为曾经长期受到日本侵略者蹂躏欺压,并在日寇沦陷下受尽了痛苦生活的上海人民,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经常要通过庆祝游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巨大的高兴和喜悦。而当时参加庆祝游行活动的人们,无论是从黄浦江边出发向西行进,还是由西向东游行到黄浦江边,一般都是走延安东路(爱多亚路)的,必须经过我家的门口。于是,我先是由大人们抱着携带着,后来是欢呼雀跃地在大人们的目光下,经常在自家门口观看这些欢乐群众们,兴高采烈的庆祝游行队伍。

同时,实事求是地讲,这几的上海也处于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心花怒放并充满希望和期待的年代。在那段时期,无论是从重庆等抗战大后方,还是国内外其他各个地方,纷至沓来上海的带着不同梦想的人,使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复兴景象。绝大部分人从全国各地涌进上海的人们,大都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工作、省俭朴素的生活,逐步实现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憧憬。可以说,几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海人民就迈开了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同样,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上海就已经让老人和孩子们,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尊重和照顾。

1946年母亲刚生下了妹妹就奶水不足,而她经营的生意又刚有起色。父亲则已进入市西胶州路上的南洋兄弟烟厂工作,离家较远且经常很晚才能回到家里。于是,有一段时间只好由祖母带着我们兄妹俩。而且每个月还要有这么一天,缠着小脚的祖母等妹妹睡着并托付好邻居照应后,领着我到广慈医院去领取免费供应的,两罐美国奶粉来给妹妹吃。我清楚地记得,每次在领到奶粉之后,总会有一位戴着黑色头巾,被祖母称作“筒纱姑娘”的,慈眉善目的修女嬷嬷,一直把我们祖孙俩送过淮海路才自己折回去。

还有一件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大约也是在我4、5岁时候,有一天临近中午时祖母领着我,穿过家门口的爱多亚路,去大沽路菜场里的米店买米。可能是稍为多买了些米,在回来的路上老祖母显得有些吃力。有一位坐在爱多亚路重庆路岗亭上的,那时被称作巡捕的警察,看到这一切就马上走下了岗亭,从离我们较远的重庆路口来到我们面前,一手接过米袋、一手扶老携幼,和蔼可亲地把我们祖孙送到家门口。可见,当时的社会道德和人们心地良好之一斑。

2、建国后的1950到1956年间

更值得如今70岁以上的人,深刻回忆和记写的时代是,我们共和国建立后的1950年到1956年这七八年间。这段时期恐怕是令我们这代人,充满美好记忆的难忘时代。当时不仅是我们国家完成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兴蓬勃发展时期,而且还是我们新兴的共和国,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伟大时期。

那几年,在我们家门口已经称作延安东的马路上,似乎总有过不完的庆祝游行队伍。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要喜气洋洋地欢庆自己的国庆节、劳动节,还要不断地欢庆我们国家取得的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成就。欢天喜地的上海人民,乐不可支地一次又一次举行他们的庆祝游行,每当庆祝游行的队伍,络绎不绝地在延安东路我家门口经过,就乐得我们这帮10岁上下的小朋友们,追随在庆祝游行队伍前后欢呼雀跃般地飞奔。

建国初期,领导上海这座特大城市的共和国管理者们,以清廉奉公的崭新面目,超逸绝伦的工作水平,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将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从冒险家的乐园变成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从灯红酒绿的消费城市,转变成为新兴的共和国作出卓著贡献的新上海。

上海无愧于新中国最大的工业业城市。共和国的管理者组织新上海的各家轻重工业工厂日夜生产,而翻身解放了的上海工人阶级,也为上海和全国的社会发展市场稳定,为经济繁荣和人民需要,努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见多识广、头脑活络,勇于改革、善于创造的上海人民,也在不断地为国家做出发明创造实现技术革新之际,幸福而愉快地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较为优越于的生活条件。

我们看到了50年代前期,上海确确实实成为一个社会升平、人民安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主义新上海。一大批从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来的共产党干部,奉公守法、和气待人,廉洁自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都是怀着革命理想而勤恳工作,他们为解放全中国而竭尽全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些刚参加革命工作,走上各自革命岗位的上海新干部,也都勤奋好学、忍劳忍怨地努力工作。面对上海出现这些新的社会气象,见多识广的上海人喜形于色地,打起腰鼓、扭着秧歌,淋漓尽致地做好了自己的各项工作。

就连我们这批8、9岁的儿童们,也在这样的新时代里,被街道和里弄干部们,像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组织儿童团那样,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和集中活动。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当我们吃过晚饭后,就经常有里弄干部挨家挨户地,召集各家各户的儿童去集中学习。我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在我们的弄堂底,有一家名叫“泰昌纸号”的商户,老板有位时年约11、12岁的小姐。她很不愿意参加里弄召开的儿童会,有一次里弄的干部们经过很大努力,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几次三番去请她,总算通过她的家长把她邀请来了。然而,她却在会场上耍起了小姐脾气,让这次里弄召开的儿童会不欢而散。后来到了1960年,我没有料想到,这位泰昌纸号的小姐,居然还是与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而我考上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她只是考取了江西省的萍乡矿业学院。

这些过去了五六十年的事情和情景,如今只是作为我儿时的美好回忆,经常像过电影一样,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家住在延安东路

我在18岁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之前,一直住在上海延安东路861号。延安东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被叫做爱多亚路,抗战胜利后,虽然爱多亚路一度曾称作中正东路,但为时并不长。所以从我懂事的时候,家长就告知我说:我们家住在上海爱多亚路淡水路口。

这一告诉还真灵。记得是1948年还是49年,母亲在正月初一带着我和弟弟,到位于南京路上的红庙去烧香。不料在庙里被人群冲散了,我和弟弟站在马路边等母亲等了很久,弟弟急得直哭,我就用刚到手的一些压岁钱,给了一位黄包车夫,请他拉我们到爱多亚路淡水路口。当心如火焚的母亲神色暗淡地回到家中,见到已经回家的我们弟兄俩,破啼为笑地指斥我“主意真大”。

1、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我出生成长的延安东路逶迤十多里。新中国后成立,这条东起黄浦江畔的爱亚路改名为延安东路,并一直沿称至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也没有使这条延安东路遭到改名之劫。

10几年前的2003年,我临退休的那次“老大回家,”不是像以往那样乘火车进入上海的,而是坐着单位的桑塔纳从苏州进入上海的。当司机驾车经虹桥,从延安西路和延安中路到延安东路一路的市区时,我发现这里已屹立着一座东达黄浦江的高架桥了,这条横穿上海市区的城市主干道延安东路,几乎全为高架桥复盖了。

(1)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线

新中国成立前,爱多亚路在租界时代还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线。爱多亚路主要是英租界的管辖地,因此才用英国人“爱多亚”的名字来命名。作为上海的主干道,这条马路的路北属于英租界,巡道的是绕着红裹头、被人们称作“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而我们家所住的路南,也就是爱多亚路的马路南边,就属于法国人的法租界的辖区了,则是由安南巡捕负责巡道。

有时候,我们弄堂里会有几个岁数较大的调皮小朋友,站在爱多亚路的马路南边,隔着马路大声玩喊对面英租界上的印度巡捕为“红头阿三”。这时绕着红裹头的印度巡捕在马路对面,轻易不会过到马路南边来的。虽然,“红头阿三”印度巡捕,平常是不太到马路南边来的,但是我确实亲眼看到一次,“红头阿三”举着警棍狠打中国黄包车夫的场景。

(2)逶迤连绵的“十里洋场”

不过要知道的是,这条东西横穿市区的延安东路,原来曾是与南京路、淮海路并行的上海三条商业街道。尤其是从延安东路外滩逶迤向西,直到瑞金路的那段路面,是非常热闹繁华的,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店比邻而立、铺面接连不断的“十里洋场”。先在延安东路外滩到江西路,是高楼林立的洋行楼群;到河南路和山东路一带,既有洋房高楼也有整齐的街面店铺;福建路以西的郑家木桥和浙江路一带,是被称为“小花园”的,商店、饭店和浴室等,各式各样配套齐全的生活休闲区。

西藏路上大世界周围,是上海滩上一个著名的吃喝玩乐游览区。除了大世界这个综合性的游乐场外,还有散落在大小弄堂里,专唱淮剧、扬剧等地方戏的专门剧场,以及主要演京剧的共舞台,演绍兴戏的黄金大戏院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舞厅。

西藏路上大世界的旁边,还林立着许多饭店、点心店和几家著名的食品店。除了满足人们吃喝所需以外,这里还开设了以滋补养生为主的中西房药店,专售高档布匹和呢绒的绸缎店,专为讲求命运者开办的测字店。在大世界对面的十字路口上,甚至还有为善男信女们的方便,开设了一座礼佛拜菩萨的庙宇。

西藏路往西就是龙门路。一过龙门路就是后来改为上海音乐厅的南京大戏院,南京大戏院高高的台阶,及其经常更换的电影广告橱窗,都是人们常常驻足不前和观赏的地方。虽然建国后它就改名为北京电影院,但人们还是叫习惯叫了南京大戏院。随后,它就改名为上海音乐厅了,但它主要还是放电影。南京大戏院西走几步,就是演绍兴戏的龙门大戏院了。再西行不远过嵩山路,路口就是专放映新片的沪光电影院。

过了黄陂路就是连云路了。连云路左转弯稍走几步,有个“新城隍庙。”50年代初“新城隍庙”曾经香火鼎盛,不仅初一、十五香客接踵摩肩,而且平时也是游客们流恋忘返的地方,一度可与福佑路上的“老城隍庙,”以及南京路上的“红庙”和“静安寺”比肩。

(3)闻名遐迩的洪长兴

连云路口的路西是一家当铺,贴隔壁就是大名鼎鼎的洪长兴回民饭店。每天下午,洪长兴饭店的大师傅在店门口,表演拉面以招揽顾客和观赏者。入冬后的洪长兴,则是以涮羊肉吸引着远近的众多食客。当时,不少人都以到洪长兴吃过涮羊肉为荣。不过,我和我的家人和许多人家一样,从来没有进到洪长兴去吃过一次饭。

没承想到,在我退休后的2006年秋,我只身闲坐在已经变成为绿地了的,原来应为延安东路淡水路口位置的路凳上休息。有位从台湾来的同胞,手持一本不知何时何地出版的上海游览手册,向我讯问洪长兴的店址。我告诉他,我也是从北京来的外地人;但是我离上海前的家庭原址就在现在脚下这里;并且向他指出洪长兴应在的位置,只是现在不知搬迁到那里去了。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我带领他走到马路对面的弄堂里,找过一个面孔相熟的老太太,问讯到了洪长兴的新址。并且带着这位不知名姓的台湾同胞,到了当时迁在南京路云南路上的洪长兴饭店,用“AA”制方式共享了一顿,我与他都是第一次吃的洪长兴涮羊肉。吃完一出店门,彼此不问对方如何就握手告别。这真是有缘何必要相识,天涯处处有朋友。

(4)我那消失了的出生地

延安东路淡水路是个丁字形的路口。淡水路南北走向,路口对面是条通向大沽路菜场的小弄堂,淡水路东口上是一家双开间的印染坊。而对面的西口上又是一家三开间当铺,当铺在建国后一度成为派出所,派出所的隔壁是双开间的呢绒店,呢绒店旁边就是门牌号是861的“华昌绍酒店”,这家绍酒店的三层阁,就是我的出生地。

华昌酒店的隔壁863号是裁缝店,再隔壁则是门牌865弄的余庆坊。延安路上这几家店铺的后门都在余庆坊里,为了不妨碍店家的生意,我们住家都是走余庆坊后门的进出的,所以我们一般都说自己住在延安东路淡水路的余庆坊。

余庆坊西边是三开间的上寿堂中药店,药店隔壁有家床店,床店旁边是条较大的弄堂马乐里。这条弄堂可以四通八达,到重庆路上的两条到弄和后条马路金陵中路。马乐路西边有家算命店,这也可反映出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的畸形之一斑。算命店旁边是家三开间的文具店,文具店旁边又有家床店,在床店的隔壁则是一家当时很大很有名的,双开间的天禄糖果店。天禄糖果店隔壁是位于重庆路口的,一家叫五洲大药房的西药店。

重庆路的马路斜对角有一家酱园店,酱园店隔壁是上海人离不开的老虎灶。再向西不远就是有名的光华大戏院,光华大戏院旁边就是浦东大楼了。光华大戏院和浦东大楼都是上海有故事的地方。浦东大楼底层大厅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舞厅,再往西几步,就是延安东路终点的成都路了。

的延东安路过了成都路就叫延安中路了。延安中路一带的住户,好像比淡水路重庆路一带的住家,境况要来得优渥一些。不知是不是正因为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会将街面繁荣、店铺林立,但却又是居民较为低杂的,延安东路龙门路以西的,大片路南中心市区的房屋拆除贻尽失呢?在延安中路在成都路口的路南,又有一家专门演绍兴戏的九星大戏院,再继续向西行到瑞金路口,在马路的西北角就是著名的演绍兴戏的瑞金大戏院。由此可见,当时上海演绍兴戏的戏院之多。

非常遗憾的是,包括我们家所住的延安东路淡水路一带,如今都已经无迹可寻了。多年没有回上海的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找不到我那延安东路淡水路旧居了。当时从西藏路向西直到成都路,整段延安东路的马路南边,包括金陵路上的所有建筑物,除了改名为上海音乐厅的南京大戏院,被整体向南迁移了之外,其作全部都被折除贻尽。这一带从上海开埠后,逐步形成的有特色、有故事的上海街面,变成延安东路高架桥的桥址,以及高架桥桥墩的涵洞,不见了当年繁花似锦的上海滩路面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主要地段,就这样从历史上被抹掉了。

好像事后还有人称赞这样一个“破土动工”和拆迁的:这是敢于在旧上海的中心地区进行旧城改造。可见,见仁见智啊!

2、我启蒙的尚贤堂小学

1949年开春后我就上小学了。由于当时得个学校都是寒暑假招生的,所以家里在我一到8岁时,就让我报名读书去了。

在我家周围有四家小学,兴许是其中的三家都在后条马路上,到校上学绕过重庆路或淡水路,而在淡水路口一转弯就到的尚贤堂小学,既离家近又有高高的台基,让学校显得高大气魄似的。加上住在淡水路大伯父的极力推荐,从而让父母为我选择了这家小学。

如今,当我年过古稀,为写这篇拙文而上网查考后,才知道我的小学“尚贤堂”,还是一个有来历的校名。原来“尚贤堂”本是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1897年在北京创立的,旨在“讲求中西之学”“招募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的地方。因为义和团运动使北京的尚贤堂被毁,于是将之迁至上海,并购地14亩,继续开班授课,创办刊物,名声大振显赫一时。1907年基督教新教入华100年的,纪念大会欢迎各国传教士会,是在这里举行的,1916年旅沪国会议员,也在此举行过茶话会,孙中山等名流都出席参加。

堂贤堂藏书楼“广收古今中西圣贤所著有关政治学问之书,汇存楼中,以便中西贤士披览讲习,用资实学。”尚贤堂藏书楼的藏书,分为中文和西文两大类,中文图书800余种,1700余册。李佳白所著《筹款论》《新命论》等14本书,均由堂贤堂出版。1919年后,尚贤堂基本停止活动,房产出租给南洋路矿学校作校舍用。1924年尚贤堂南边土地建造尚贤坊石库门弄堂,北边土地40年代起租给南洋医院所用,1965年改为嵩山馆饭店,80年代拆除后土地长期空置,如今这里又盖起了一座新楼。

记得,我到尚贤堂小学校报名那天,是祖母和母亲等三四位家长领着我去的。家长还特意让我穿上长袍,里面是棉长袍外面再罩上长衫。这样可能穿着的小孩,自然颇得学校老师的欢悦,所以接待老师只是在算盘上,拨了几次算盘子让我认数,再问了句家住哪里?家里有哪些人等问题后,当场就宣告被录取了。到开学上课的第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后,祖母专门为我做了黄鱼鲞烧肉吃。那滋味如今我还记得。

我上的尚贤堂小学,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学校。现在看来,其实这是一所主要由三位绍兴兄妹办的学校。全校只有六个年级六个班,一个年级各一个班。教师也只有八九位。大哥赵俊民是校长,瘦高个戴眼镜的二哥教算术和珠算,我们叫他蒋老师,和蔼可亲的三妹赵俊珊,我们叫她珊老师,她是音乐老师兼校医。除校长兄妹三人外,还有严肃的邓老师、可亲的夏老师、漂亮的袁老师、住在我家隔壁弄堂的沈老师、厉害的戴老师,以及惟一的男老师方老师,再加上被师生们称为陈敏同志的工友。我刚上学的时候,虽说还是中华民国,但学校也是每天升国旗的。老师们教我们的也是:“开学了”“见到老师敬个礼”“见到同学问个好”等。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了。改天换地的暑假之后,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可能是因为解放上海,解放军在市区没怎么打仗,社会显得很顺利很平静,以致于上海人并没有感受到发生什么巨大的变革。所以暑假后我们学校开学,老师依旧老照样子教书,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对学生的违规进行处罚,照旧是采用立壁角和打手心等手段。

到是1953年初,我读完三年级下学期的寒假后,遇上了建国后的学制改革。因为从那一年起,各类学校只在每年的暑期,进行招生和学生毕业工作,寒假就不办理招生和毕业工作了。所以,我就这样在刚上完三年级下学期后,就跳过了本该上的四年级上学期,直接升到四年级下学期。这样1953年暑假后,我就升级到五年级了,1954年升六年级,到1955年暑期,我就小学毕业考初中了。

我上了上海市场比乐中学

我1955年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市比乐中学。比乐中学是由黄炎培所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一所私立中学,建国前曾叫青年中学。当时比乐中学虽然是私立中学,但是在学校声誉、教学管理和师资质量等方面都是很高的,并不比市立中学差到那里去。只是一个学期24元钱的学费,比起市立中学只要7、8元钱来,这简直就是最大的区别了,也是在我心中总是耿耿于怀、想起来就不高兴的事。

那时的比乐中学位于淮海路成都路口,校门的马路正对面,是由巴黎电影院改名的淮海电影院。学校东边隔着几家店面与上海京剧院相邻,但是校内操场却是和京剧院的院子,仅一墙之隔而紧相连的。学校西边渔阳里,是个革命遗迹中共留苏学习预备班的旧址。

1、我经常荡的淮海中路

我上学一般都由重庆路向南转弯,过金陵路再向前就到淮海中路。当时的淮海中路上还走着有轧电车,包括自行车在内的各种车辆都很少。所以我们有时放学后,几个同学常在淮海路的马路上,穿来穿去地逛商店玩。

比乐中学校内的操场不大,我们的体育课一般都要到,位于瑞金路和茂名路之间的淮海体育场去上。这么一来学校也有意将我们的体育课,按排在下午第二节,有体育课的那天下午,我们上完第一节课后,就自行去淮海体育场,上完体育课后就在淮海体育场放学。于是每到我们上体育课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群初中生们就走出校门,晃晃悠悠地向西走过思南路、瑞金路,在淮海路上边说边笑地荡马路着去上课。

我们上完下午第一节课的时间,正是淮海路上最热闹的3、4点钟辰光。而且这个时间当时也许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下班时间,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上海电影制片门口,遇到平时只能在银幕上才能见到的著名演员从里面走出来,诸如像张瑞芳、王丹凤和孙道临等电影明星,我都在淮海路上碰到到他们的。

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很平和善良的,也没有如今这样的“追星”一族。如果谁在马路上遇见著名演员或电影明星,最多只是回家后夸耀一番,根本没有当街拦阻围观的。而且那个时候许多著名演员,也都十分谦虚随和毫不张扬。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刚出校门,就遇到越剧的王文娟与几位女伴,她们边走边说刚走过的,上海京剧院什么什么……于是,我们这些上了初中的“小赤老”们,就跟在这些著名演员们后面,各走各的路一直走到淮海体育场。所以,我上初中的那几年,经常荡的就是淮海中路从重庆路至瑞金路的那段马路。

2、不知忧愁的初中生

那几年,我真是一个不知忧愁的初中生,瞬间即逝就度过了三年宝贵的难忘时光。我初中时代第一位难忘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周欣甲先生,周先生当时四十来岁,讲话带有较重的常州口音。听说他原是教体育的,因为患了当时还比较难治的肺结核,人也显得身材瘦削。所以就改任我们的班主任,并且只教我们一个班的数学。

另一位难忘的是历史老师俞亚平。虽说俞先生给我们上的只是门副课,但他为人温敏敦厚,讲课时细理慢条、引人入胜,很受同学们欢迎。可是,有一天我们突然看到,俞老师拿着扫帚在扫楼道了。很快我们得知俞老师因为被打成右派份子,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还有一位是教动物课的劳允荣老师,她是北京人不仅用一口京腔给我们上课,而且为了给我们看动物的内脏,在课堂上就当场解剖活兔子。

最难忘的就是校长杨善继先生了。杨校长是位和蔼的学者,他对每一个向他鞠躬行礼的学生,都会笑眯眯地给予回应。而每星期一早晨升旗和广播操之后,他都总会给我们讲一次话。本来,我和杨校长之间是没有什么单独接触的。1980年我回上海时返校探望童丽君老师,在童老师和老同学杨慧珍的介引下,前去拜见了杨校长。后来,他来北京中华职业教育社开会时,还专门函告我去和他相会。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和蔼可敬的老校长,竟然在一次返沪飞机降落时,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我的初一下半学期正值1956年,这一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随着上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改造,一大批私立的中小学也都全部改为市立学校。这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不但就没有了公立学校学生,与私立学校学生的区别了,而我这个本来就不知忧愁的初中生,当然更加如愿得偿似地越分高兴了。

其实,当上中学生后最让我最高兴的事则是,凭初中学生的学业生证,可以堂而皇之地进上海图书馆看书了。那时候的上海图书馆,还是在南京东路黄陂路口,就是原来跑马厅大自鸣钟那幢楼里。但是当时小学生是不能进上海图书馆的,只是到了暑假上海图书馆才将其楼外的,一片台级开辟为临时阅览处,让我们小学生进去受限制地坐在台级上看书。上了初中之后,我不仅可以没有限止地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了,而且还能在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将书借回家来阅读。

3、无可奈何读高中

很快,1958年我就初中毕业了。本来我的意愿是初中毕业后去考中专,再学三年就可在上海分配工作,挣钱帮助父母赡养家庭了。不料,也就是1958年那一年,上海市的教育革命出现了新发展,每个区各选一家中学搞两年制高中,我们比乐中学正好成为卢湾区两年制高中的试点。班主任周欣甲先生坚决要我上两年制高中,并且留下了我的毕业证书。最后在父亲大人的允诺下,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继续在比乐中学读高中了。

因为淮海路成都路口比乐中学的校址,与隔壁上海京剧院等单位,全部被作为中共革命活动遗址,圈起来准备建纪纪念馆了。所以在这一年的暑假期间,我们比乐中学从淮海路成都路口,向东搬迁到淮海路马当路口,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所在地。

淮海路马当路口上的上海市教育局,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社会局旧址。这是栋北起淮海路、南到兴业路,东自马当路、西至淡水路,占了整整一大块地皮的红砖大高楼。面对淮海路的正面,高高的台级上有四层高楼还带着地下室,马当路上的东面和淡水路上的西面,分别是两栋三层楼的红砖大楼,南面兴业路上则是一层的红砖大窗礼堂。而中间宽广的院落,自然就作为学校操场了。不过,学校在淮海路上的高台级大门一般是不开的,我们进出都是走马当路上的边门。今天,这一宏伟高大的建筑仍屹立在繁华的淮海路上。

1958年暑假后,我不情愿地到淮海路马当路的比乐中学上了高中。我的高中班主任童丽君老师,是位个子不高极其和蔼的女教师。她也是宁波人,还到我家和我祖母交谈我的情况。这一年,正值我国人民大炼钢铁的一年,在我的印象中我们高一年级的上半学年,几乎全是在“大炼钢铁”中度过的,基本没有上过什么课。

9月初,全校校生员工到马当路口的新校址开学上课了。老校换了新环境确实引起新老同学们的极大兴趣,我们课间经常在校内各楼层间,尤其是地下室里荡漾,每当上课铃声响后,总会有学生来不及从地下室赶到教室,大多数任课老师,对此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加上,很快我们高中部的学生又奉命,参加国庆9周年庆典的团体操训练。这么一来,这段时间我们在学校也就没有正经上过课。

过了国庆节,全国就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上海市的各行各业也都为了保证“钢元帅升帐,”纷纷建起了小高炉炼钢铁。当时好像上海市教育局,也要求全市各中学停课大炼钢铁,还有具体的任务要求。由于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540万吨,而党和国家提出,1958年我国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翻,达到1080万吨。所以我们比乐中学聪慧的时任校领导,也就提出了我们学校1958年,要完成炼钢1080吨的任务。

一时间,为了完成学校炼出1080吨钢的任务,除了在我们操场上架起了四个小高炉之外,还堆放了从外面拉来的,一车又一车的炼钢用煤和焦炭。老师和高中部的学生们分班上岗,初中部的学生到处去寻找废钢铁。我也因个子小和视力差,曾被委派到去寻求支持,结果走了几家工厂只要来几把铁钳子。

实际上,我们当时所谓的炼钢,就是对寻找来的废钢铁,加以回炉锤炼而言。小块的废钢铁,装入坩埚内放到炉火中去炼烧;稍大块点的废钢铁,直接投到炉火中去炼红,再用钳子钳出来用铁锤锤炼。开始时人们还很认真地费力锤炼这些废钢铁,我们的鼻孔里也都注满了黑色的烟灰。后来,不少人逐渐怠慢起来了,对着用钳子钳着的、烧红了的废钢铁锤打几下,就算是将废铁炼成钢了。学校这样的大炼钢铁,大约维持到临近寒假。

过了1959年的春节,上海人高唱着:“1959年,更是个跃进年。”全市人民逐步进入工厂正常开工、商店正常营业、学校正常上课的,社会正常活动规道。我们比乐中学也随着全市各行各业的进入正规活动,让学生进入教室学习知识。我就开始学习早就向往的,高中代数、三角和立体几何等新课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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