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至人同窗情
2017-02-21 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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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寐至人同窗情

徐亦亭

    记不起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苏东坡的一首诗说:“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见《东坡后集•卷三•石芝》)后人虽然常以此与成语“作茧自缚”相联系起来,而我则在此想斗胆稍改几字,在表达人至桑榆暮景之时,取乐从容贻养余日,却明知桑榆之光理无远照,又欲梦寐以求朝阳之晖与时并明。目的是梦寐以至,念念不忘早年同窗,而昔日旧事,实令心忆桑梓间然。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同窗就是指老同学、好朋友。其实,我们通常说的同窗,本应是指同师受业的人。所以才有同窗故友、同窗契友之谓。而至于与之意义相近的历史上诸如,同门、同甲、同年、同科和同案等等,都是指同出一师之门,或者是同一年进学、同一科考中的人。像同学这样的称谓,兴许则是近现代以来,学校出现后才有的新称谓。

    不过,我看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的,那就是同窗或者同学,应该都是受过老师授业和上过学校的读书人,才能够有的称谓。不曾上学读书没有受到过老师授业,也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是没有同窗或者同学的。

记忆里时隐时现的中小学同窗

    我现在很羡慕那些常有中学、甚至小学时期同窗来往的人。因为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故乡上海读的书,大学则考到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大学毕业后没能分配回上海,辗转半生后重返北京,最终落脚在母校工作和生活至退休。所以如今我的中小时的同窗好友,早已经踪迹难寻的了。

    1、印象淡出的小学同窗

    我小学时的同窗现在真是一无所有的了。这除了因为我离开上海在外学习工作多年之外,主要还是我们小学时的同学,基本都住在学校周旁的不远处。而现如今,我当年的小学周围,包括我家在内的一大片居民区,统统都在建延安东路高架桥时被拆散无遗了。

    童年时的故居和幼时的母校,既然如此地化为乌有了,加上自己1960年离开上海至今悠悠56年了,即使遇着小学时的同窗,自然也是陌路相逢的了。

    如若那一天真像上苍慈悲驱遣似的,让我碰见一位上海市尚贤堂小学1955年毕业的同窗,那简直是一件枯木逢春般的、令人喜出望外的事啊!届时我们一定会互相勾勒彼此儿时的形貌,聊着说不完的当年趣事,一起回忆略带口吃的赵校长、随意和蔼的蒋老师、活泼可亲的珊老师、教课认真的夏老师、不拘言笑的邓老师、漂亮厉害的戴老师,以及常让我们得意地出校门,去给她买羌饼当早餐吃的袁老师等等。

    至今印象中住在我家隔壁弄堂马乐里的同学很多,有位姓姚男同学常和我同路回家,还有位和我同姓原名徐根生后改名为徐健的男同学,另外还有两三位我从未与她们来往过的女同学。学校对面有位家长是乐可福老板的女同学,当了好几年我们的班长,而住在金陵路上乐华小学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因为回了次郊区的老家不幸患上了,当时叫作鼓涨病的血吸虫病突然死亡。这些虽说都是在印象中,已经淡出了的小学同窗,但却毕竟也是我弥作珍贵的一种儿时回忆。

    2、硕果仅有的中学同窗

    1955年秋季开学,我进入上海市比乐中学,在比乐上了三年初中两年和高中。我凭着保存至今的初中班主任周欣甲先生,费心竭力编制油印并寄给我们的通讯录,居然有着全班52位同学和周先生的通讯地址。事实上,这也是一份珍贵的对中学同窗记忆,多年来我隔段时间就会翻出来,看一看它想念一番印象中的当年同窗。然而,却并没有想到要与这上面的,任何一位初中同窗联系,因为这是很难联系得上的。

    没想到意外的是,1989年趁着五一节日期间,我回上海为老父亲做了他的80寿诞。春光明媚的一天,我独自在淮海路上闲荡,当走漫无目的地到马当路口比乐中学之时,突然想要进学校去看一看。门房的传达室工友见有生人进门,就讯问我要找谁?我说明自己是比乐中学29年前的学生,并道出了当时周欣甲先生和高中童丽君先生的姓名。当时正值课间休息,这位工友就直接在扩音机上喊出了:校门口有人找童丽君先生的呼唤。

    正巧的是,童先生就站在教学楼下的操场边,听到呼叫声后立即走到校门口,并且一眼就认出了我。仅交谈几句后她又告诉我说:你有一位叫杨慧珍的同学,现在也在比乐中学任教。同时又立即帮我找来了杨慧珍同学。

    杨慧珍是我初中入学第一学期时,正好坐在我后排的同窗同学。于是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她当时那种端庄美丽、恬静寡言,一派大家闺秀的公主派头。记忆中她平时是很少和同学们言笑的,一放学就从当时位于淮海电影院落面的校门向西回家,而我则是走出校门就往东回家的。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男女同学之间,是基本上没有甚么交往的。所以初中三年同窗期间,我居然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而高中的两年不在一个班,那就更加没有来往了。不过,正因为双方没有什么交往,所以彼此之间也就不会有什么太不好的印象了。

    兴许是她当了几年教师的原故,那天杨慧珍居然和我一见面,就满面笑容地与我促膝相谈开了。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同窗生涯,她告诉我周欣甲先生的早逝,以及同班同学的基本失联。言谈中她的开朗让我鼓舞、她的遭际更令我叹惜。

    她说原来她考取了就在中央民族学院毗邻的北京理工学院。我说难怪有一次我在去动物院的路上,碰上过她但不敢招呼也没有相认。由于她所考取是个保密专业,所以开学不久全班就从北京迁到山西侯马上课。到山西后又因为她的家庭出身,要求她重新转系学习。这样她就选择了退学回家。

    退学回上海后,她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她想再考大学困难重重,要找工作也不容易,只好当了几年社会青年。而且那几年在上海的社会青年,都是动员上山下乡和去新疆建设兵团的对象,不知道看上去柔弱的她,是怎样顶着压力抗过当时那几年的。

    后来,她进了位于杨浦区东北边的上海电缆厂,当上了八角钱一天工资的临时工。每天从她居住的淮海路南昌路一带到工厂,正是从上海市区向东北方向走个大对角,路上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再后来,她得助于母校比乐中学几位老师的相助,先是到比乐中学担任代课教师,最终获得了进校任教的机会。

    就这样,我就有了毕业后近30年又有联系的,仅此一位的中学时期同窗。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她有着时隐时现的不稳定联系,待到双方都步入退休人员行列了,彼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联系了。又过了近30年(28年)后的今天,值此信笔涂鸦之时,我顺致衷心祝愿,希望这位历经沧桑的中学同窗,能够从容贻养余日,俾使我的桑榆之光远照。

现实中影绰相伴的大学同窗

    从我们班毕业照上的人头数来看,我们一起毕业的大学同窗是74位,其中人18位是女同学。这与我们入学时所称80多人的,大班相比委实少了几位。原因是后来逐渐有4 位东北籍、2位上海籍、1位从予科升上来的广西籍,以及2位新疆维吾尔族共9位同学,留到下一班或中途退学之故。如果加上一开学就来到我们班的2位越南留学生,1位当时的苏联进修生,我们班的同窗委实多达86位。其中还不包括从上一班和外系转来,旋又留到下一班的2位。不过,这毕业照上的74同学中,也有2男1女共3位,是从上一班留到我们这班的。

    1、难以落笔的大学同窗

    想要写好我们共处5年的大学同窗,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由于当年我们上大学期间,每学期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都是将每个人的分数,张挂在宿舍走廊上向大家公布的。所以同学之间彼此的考试成绩,大家都是了了可见、毫无保密的。所以说班上的同学当中,谁是用功读书成绩好的?谁虽然喜欢玩但却考试总能通过的?而谁又是平常混日子、考试常不及格需要补考的?这在我们五学同窗之间,相互都是了若指掌的。

    因为当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毕业生分配政策,尤其是鉴于我们那一届,在有些执政者的具体操作下,致使我们班上毕业时被“择优选用”留校的,大都并非同学心目中皎洁者。有些为同学所嗤之以鼻的碌碌无能者,居然鹊巢鸠占般地登入庙堂而被留校工作。据我不谙情的估测,当年我们班上至少要有7、8位原为北京户籍的同学,被分配到外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去,才能为这些这些“择优录取”者,换取进京所需的户籍指标。

    更有不近人情的事是,在我们班长达五年的大学生活中,同学之间可喜地成就了几对伉俪情深者。在这些恋爱成功的伉俪中,有一位是抗战老干部夫妇的独生女,在我们眼中北京户籍的她,理所应当是该留京工作的。可是具体操作我们毕业分配的执政者,那时不知根据什么,不仅将她分配到极远的新疆,而且还能如独断专横的“玉皇大帝”那样,惩罚性地将她与其伉俪,分配至新疆的两个地方去工作。

    其他还有几对情意深切的伉俪,也大多被分配至两个地方工作。甚至有一对在毕业之日就已经结婚的,竟然还将一位留在北京,另一位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去工作。像这样将我们班至少7、8位北京户籍的同学分配到外地,而留下同学心目中的“无能有术”者。如此不得人心的毕业分配,怎能不使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对之总是耿耿于怀的呢?

    事至今日,虽然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但是在历经沧桑的老同学们内心深处,却仍难免芥蒂依然。于是乎,在我们班的一些老同学中,愤然不回校者大有人之,即便是回校旧地重游,看一眼昔日校院、聊慰母校情结,但却拒见当年同窗者亦不乏有之。

    另一方面,有些心胸狭隘的留校者,既不知薡蕫却又欲争强好胜,这就更令他们中的有些人,终是处于惺惺作态、惴惴不安之状。因为对知根知底的昔日同窗既怕见面气短,又厌花费招待后无咎无誉。记得在我返回校工作之初那几年,就发生过故怩作态,惟恐吃亏的大学同窗,在招摇张扬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后,到了该吃饭的时间,居然可笑又滑稽地做出了,带领着来客光临到我的寒舍便餐,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叹之事。

    所以说,我对我们现实中大学同窗,才以影约相伴、似有可无来加以形容和描述。也正有鉴于此,我们大学同窗之间存在如此窘境的情况下,要我这样毕业10年后出其不意重返北京,进而回到母校工作生活的一介耿直之士,凭天生难改的刚毅直言本性,叙述勾画出大学同窗昔日的面目,真难免会涉及现实中我们某些大学同窗,悉心欲盖弥彰的真情实事。虽然我本意绝非起了揭底情愫,想曝光我们影绰相伴的大学同窗,但是这些欲罢不能的叙述内容,实在会令人颇增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之趣状。

     2、我们现实中大学同窗

    对于我们相处五年的大学同窗,泛泛而谈不如不谈。但既然要涉足其间,虽说讲真话不易,但也不能总是对之避而不谈。我不能像写中小同窗那样,油然而然地流出纯真朴实的同窗情谊,也不能丝毫无顾地漠视,自己对大学同窗中成功者的景仰。

    于是我想通过张扬我们大学同窗中的成功者,既能表达我对功成名遂同窗们的钦佩,又揭示自己对那些惺惺不安、狭隘争强者的蔑视。这庶几不失是对我们班上,有些影约相伴的大学同窗,一个实事求是的真情表达吧。只是希望不要有好事的有趣者,对号入座自寻没趣才好。

    下面,我暂且按某些偶然想到的情况,将现实中影约相伴的我们的大学同窗,粗略地划分为四种类型:

    (1)奋斗成功回京定居者

     在我们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的大学同窗中,确实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成功者。2016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成立60周年庆典之时,我们班已有经5位同学是在退休前,就先后成为厅局级的领导干部了,另外还有一位则是身居省部级领导岗位。而那些被“择优选用”留校的,只有3、4位是在学校的处级岗位上退下来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工作大学同窗中,有些人居然是在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条件艰苦、环境较差的单位从事非民族历史专业的平常工作。然而在“科学的春天”里,他们却能应召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或中央民族学院的科研机构,进而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则是以自己工作能力和出色的成就,被选调至国家一流的事业单位,从事国家重要项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这些都可视为奋斗成功的回京定居者。

    如今这些奋斗成功的回京安居者,还时不时地彼此召集相聚。或者是每遇有外地来京的同窗时,主动热情招待并相邀晤见。他们大大方方、心胸开朗地,过着舒坦畅然的晚年生活。

   (2)事业有成返校展示者

    有更多的我们同窗,是在全国各地工作的。这些大学同窗大都业已成为自己所在地,或者所在单位的骨干,有不少还担负了所在地或所在单位的领导职务,还有的同窗是则自己创业或者经商成功。这些事业有成者更不乏同窗之情,他们有机会来北京时,总是要回学校看看,与旧日同窗聊聊天互相鼓励鼓励。

    一般讲来,从外地返学校的同窗,大都会先投往各自的在校好友,然后由这位他的在校好友,告知在校的其他同窗或有关同窗。于是得到消息的在校的同窗或有关同窗,或者是由一位作东,或者是几人集资请客欢迎远方来客。也有时候,就由他的这位在校好友,在家招待就算了。

    记忆中,我所知道并且参加的,由事业有成返校者请客的聚会,两次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省级领导的京籍同学,一次是在长期在贵州工作的香港籍同学。还有一次则先是在校同学准备集资、后由某位在位同学作东,宴请一位从贵州黔东南来的四川籍同学。

    我本人不是事业有成返校者,但作为幸甚调回学校工作者,对来京或来校不嫌弃而找我的大学同窗,通常总是会随到随招待的。到我家者立即便餐款待,从不带到别人家甚至推出门的;若是时间较宽裕的,我则会带他们到独具北京特色的烤肉季,或者是淮阳风味的玉华台等老字号宴请。对于没有来找我的大学同窗,那我不知他来也就无从招待了。

    自忖对外地返学校的同窗,我不仅是尽心尽力接待,令其满意而返的,而且更是满足了他们各自特别意愿了的。

   (3)教子有方进京养老者

    相比留校同窗们并非都有出类拨萃的子女来,在我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工作的,有些大学同窗中,还真有不少人将自己子女培养成才的。这样教子有方、送子进京的大学同窗者,粗略算来也不下10来位。

    这些大学同窗鉴于自己在京求学的切莫体验,知道京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资源,努力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北京求学。进而鼓励子女们通过刻苦学习,成功留在北京工作。于是他们的晚年生活,自然就成为教子有方的进京养老者。

    这些能够培养自己子女,进京学习和工作的大学同窗,实际上也是他们事业有成的一种表现。

   (4)蜗居蛙视傲慢作态者

     在当年留校工作的大学同窗中,后来也有的不知是不舍家乡情谊,还是家乡有权势者支持,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从而选择了调回老家去发展。余下的几位据我看来,囿于他们的自身素质,真是既不求上进也难求上进。特别是其中有的自以为是者,几十年来实在是处于一种“蜗居蛙视”的,不知世界有多大的莫此为甚状态。

    虽说他们早已纷纷搞业务了,络绎由学校的党政部门转入到系所任教。但是我们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同事们,很快就看出他们专业知识上的无所适从,并且在现实中对他们采取多种形式的帮助指导。然而,有的蛙视者不知山外有山的傲慢作态,又实在是“泛萍浮梗不胜悲”的了。

    记得有一件1995年秋,开学不久发生的事。我们班有位毕业即回家乡工作的同学出差来京,老同学们为1965年毕业30年后的重逢喜出望外。但是,有一位曾因讲课无味,而被学生戏谑为“一肚子水”的蜗居校内蛙视者,此时刚从学校某部门的行政岗位,调任我所在单位任党的书记,从而正值她鸿运当头之际。只见她一时间抛开大学同窗的聚会,从这个部门的宴席,走到另一个单位的宴请地方,风风光光地两个宴会间来回窜跑,喜不自胜地与人碰杯。还不忘记在学校召开的,满三十年工龄的职工大会上,抢先登上台去领奖。

    但是,趾高气扬忘乎所以的她,居然如闭目瞎蛙似地,将我这个与她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的同班同学,摒弃在学校通知登记的,满三十年工龄职工的名册之外。

    本来就刚烈不阿的我,岂能容忍她如此低能之耻?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我直接上访校长,生平第一次为个人遭际很不好意思地,向校长说明了此件区区小事,及其给我带来的不快。可能是还有其他人,也向校长反映过她的其他情况。因此,我们喜获校长的明鉴,一纸调令将她派回原处去工作。

    也就自此之后,我再也不和她是同一年毕业的同班同学了。

    加上我本来就从心底鄙视这样的,因留校而自以为是的蜗居蛙视者。所以,至今我即便在路上偶尔碰见此人,也都是陌路相逢不与她不相识的了!

    我对我们现实中的大学同窗,就暂且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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