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汉人的发展壮大
2009-12-23 16: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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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汉人的发展壮大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唐朝在“国家之极盛”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朝廷所记的户籍人口已达到5288万余,其中主要就是在册的主体民族汉人。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近400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进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氐人、羌人、羯人和匈鲜卑等少数民族,逐步转入先进、稳定的农耕生产,纷纷学习汉文化、接受汉人封建礼仪制,不断融合于汉人之中,扩大了唐朝汉人的民族共同体。

魏晋南北朝以来,黄河流域中原各地汉人向东北、北方、西北、西部和岭南等地发展开拓。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郡县制和羁縻制并行的治理方法,有利于汉人的发展开拓,中原汉人文士在这些地区培养了大批儒生,使当地社会“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以致“城池郭邑,皆如汉制,”推动和壮大了唐朝汉人汉文化的发展开拓。

一、唐朝汉人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和巩固

唐朝强盛的社会政治、先进的农耕经济、繁荣的礼仪制度,积极的文化开放,使历史悠久的汉人在继承华夏传统基础上,大量地接纳和兼容少数民族,学习并融合周边各民族的精粹,融合成善于开拓、勇于创新的唐朝汉人。

多民族统一的唐朝封建中央政权,为主体民族汉人的巩固和壮大,开辟了空前广大辽阔的共同地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基础,创造了先进稳定的农耕经济基础,还规范了以当时黄河流域语音为标准的汉语。

以黄河流域语音为标准的汉语和汉字,成为唐朝汉人交流的主要载体,还成为以传统思想和宗教哲理为内核的、共同心理意识的有力凝聚。唐朝通过积极开放的政策,向周邻推行和倡导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汉人传统思想,对当时的世界东方起到巨大影响。

1、唐朝汉人人口的稳步增长

人口增长既是唐朝社会繁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汉人汉文化鼎盛繁荣的重要表现。隋朝已经在汉人地区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至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时,主要是汉人的全国人口已达4600多万。唐朝前期,汉人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人口持续地稳步增长,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所谓“国家之极盛”时,主要是从事垦耕的在册登记汉人人口便已增至5200余万。

2、唐朝汉人封建经济的繁荣

唐朝汉人繁荣的农耕经济,可以从水利灌溉、农具改进、耕地面积扩大等农业发展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手工业方面如采矿、冶炼、铸造、造船、纺织、印染、刺绣、服装、雕刻,以及制盐、制茶、制糖、制药和木器、漆器、瓷器、兵器、文具纸张等方面,均有巨大的进步。同时,唐朝商业贸易也得到相应的空前发展,适应商品贸易形成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中外商人聚集城市日益兴盛。

3、唐朝汉人共同地域的扩大

唐太宗即位,将主要是汉人从事垦殖活动的全国,从漠北今贝加尔湖一带到岭南、东起滨海至于西域的广袤地区,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陇右十道。之后,随着贞观时期的不断开拓,唐朝汉人的活动地域的行政设置,只是在此基础上有些扩大和变动。

4、唐朝汉人思想文化的发展

唐朝是汉人思想文化的发展时期。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的思想,在墨守师说、因循经学的束缚下,开创了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唐初,孔颖达为适应政治需要撰《五经正义》,结束东汉以来历代相沿的经学,既统一了当时汉人的思想,也有助于汉族士人的习经出路。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标志着自创汉(玄学)化佛教的出现,显示出唐朝汉人汉文化充沛的活力、及其善长汲取融合的创新力。

二、唐朝汉人汉文化的发展开拓

唐太宗采纳“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特别是用长江流域的财赋,来支持人口稀少的黄河流域恢复,中原汉人民族共同体迅速壮大,汉人汉文化远远超出周邻民族。周邻的民族纷纷学习汉人汉文化,中原汉人汉文化也向周邻各地区发展开拓和传播。

1、汉人向东北民族地区的发展

在唐朝中原汉人的东北方向,活动着粟末水(今松花江)与黑水(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以及契丹、奚和室韦等少数民族,汉人的向东北地区发展开拓,也就是汉人汉文化和这些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

(1)靺鞨。靺鞨与先秦时的肃慎、汉代的挹娄、南北朝时的勿吉,有着民族上的渊源关系。唐朝时靺鞨的分布地区是:“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他们屋宇皆依山水,掘地为穴,人民相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日入居穴中。养猪最多,食其肉而衣其皮。

唐高祖武德年间,在粟末靺鞨地区设置燕州,任命首领突地嵇为燕州总管。贞观初,突地嵇官至右卫将军,赐姓李。开元十年(722),唐朝又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勃利州,封其首领倪属利嵇为勃利州剌史。开元十三年(725),在黑水靺鞨地区建立黑水军,次年设黑水都有督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州剌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至开元十六年(728),赐都督李姓,名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自此之后,汉人汉文化和中原封建社会制度,越来越对靺鞨地区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初,武则天圣历元年(698),靺鞨首领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在东牟山下(今吉林敦化附近)筑城以居,“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建立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包括高丽遗民和挹娄、扶余、貊、沃沮故地的封建政权“震国。”因其父曾受唐朝册封为震国公,占据之地正居《周易》所说东方“震”之方位。反映汉人汉文化对靺鞨的影响之深。开元元年(713),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的“渤海郡王”称号,废弃靺鞨旧号,改称渤海。

渤海国的范围东濒日本海、西接今辽宁开源、铁岭一带的契丹,北自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靺鞨、南以今龙兴江与新罗为领。它既是当时以粟末靺鞨为主的多民族文化的地方政权,又是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权下的一个羁縻州,向东北方向发展开拓的汉人给渤海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以致成为“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车同轨、书同文的同一个国家。辽太祖开显元年(926)契丹攻灭渤海后,治理渤海“一用汉法,”有许多渤海国民被迁至燕、辽契丹故地,金代有的渤海遗民则被迁至今山东一带。经过辽、金两代,渤海人已被视同汉人,元时渤海人就成为“汉姓八种”之一了。

(2)契丹。契丹源自鲜卑,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隋唐时主要“依托纥臣水(今老哈河)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当时尚处于游牧社会,“逐寒暑,随水草畜牧。”贞观二十二年(648),首领窟哥率部内属,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自此,契丹正式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治辖。

唐末,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领近各部,建立了辽朝,先后与中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峙立。后来辽朝被金朝所灭,契丹人逐渐和汉人、女真和蒙古等族融合。辽亡之前,宗室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西迁,在今新疆及其以西建立西辽,,被称作黑契丹或哈剌契丹。因此,中亚和前苏联中亚地区,遂以“契丹”指称中国和汉人的,故而契丹还曾是汉人的别称。

(3)奚。唐朝的奚在北魏时称作库莫奚,驻牧在漠水(今西拉木伦河)中游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贞观五年(630)东突厥亡,奚和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以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其首领可度者为饶乐都督,赐李姓。

唐末契丹强盛,征服包括奚在内的周邻各族,部分奚西徙妫州(今河北怀来),兼营农业。在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朝200多年统治下,相当一部分奚先是融合于契丹,后再融合于汉人和其他民族之中。

(4)室韦。室韦之名始见于北魏,系“契丹之类也。”他们的分布东至黑水靺鞨、西邻突厥,北抵于海、南接契丹的今黑龙江上游两岸和额尔古纳河一带。在唐朝起初的百余年间,汉人汉文化频繁对这里进行交往和开拓,安史之乱时一度中断。

德宗贞元八年(792),唐朝任室韦首领和解热素为室韦都督。文宗大和五年(831)至八年(834),室韦遣使赴唐;九年室韦大都督阿成等30朝唐人到长安;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武宗驾“御麟德殿,引见室韦大首领都督热伦等十五人。可见室韦接受唐朝官职,学习汉人礼仪和汉文化,成为唐朝管治下的辖地。唐末中国历史上再次发生动荡和纷乱,室韦诸部有的西迁、有的南移,其中的一支逐渐发展为后来蒙古族先世的一部分。

2、汉人向北方和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

在唐朝汉人的北方和西部,主要是突厥分布活动地区。突厥在隋朝时已经分为东、西两部,唐朝汉人的向北方和西北地区开拓发展,是随着封建统治者与东、西突厥的交往而进行的。

(1)东突厥。唐太宗在东突厥突利可汗的辖地设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在颉利可汗的辖地设六州以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统辖,于是自阴山起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区,尽入唐朝版图,唐太宗以天可汗的称号行施号令。在将近一万家突厥入居长安的同时,即有大批汉人,迁居阴山至大漠的辽阔地带开拓发展。

高宗时,阿尔泰山北部的突厥,在车别可汗率领下归附唐朝。后来在这里设单于、瀚海二都护府,从此大漠南北全归唐朝治辖。汉人开拓和发展的足迹遍及大漠南北

(2)西突厥。西突厥曾是西域强国,玉门关以西诸国都役属西突厥。射匮可汗时他们的活动地域东北起自金山(阿尔泰山),西至西海(咸海),是当时中亚霸国。唐太宗时,西突厥发生内乱,唐朝趁机消灭西突厥经营西域。

贞观十四年(640),在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置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至上元二年(675),先后在西域置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安西都护府,确立了唐朝天山南路的统治,汉人开拓和发展的足迹,随之传至天山之麓的各个绿洲。

3、汉人汉文化向西部青藏高原的传播

唐朝汉人向西部和西南地区开拓,主要是与分布活动在今天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以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发生交往。

(1)吐蕃。吐蕃是对古代藏族及其所建立政权的指称,是今天藏族先民的主体,他们是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土著居民,与陆续从我国西部迁入的古代羌人等融合而成的。

公元七世纪初,在松赞干布率领下吐蕃统一各部、建立起军政制度,创立文字、颁行法律、定都逻些(今拉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建立了唐蕃友好关系,推动了汉藏两大民族的交流,特别是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陪同文成公主进藏的大批汉人汉文化,不仅对吐蕃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揭开了汉人汉文化向青藏高原发展的新一页。

(2)吐谷浑。吐谷浑原为游牧在辽东徒河(今辽宁锦州)一带的鲜卑族,是古代民族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他们中有一支在首领吐谷浑率领下,沿着阴山向西迁移至今甘肃、青海地。因为受汉人汉文化的影响较深,他们仿照中原汉人的制度,兼并和融合了生活在这里的氐、羌等民族,在这里建立民族地方政权,后来遂以吐谷浑作为他们的族称。

贞观十四年(640),吐谷浑王迎娶唐朝弘化公主为妻,又受封为“驸马都尉”“河源郡王”“青海王。”吐谷浑受因为吐蕃攻击,有一部分就迁移至灵州(辖境当于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唐朝在其住地置安乐州。汉人随之逐步开拓至此。后来,他们又迁往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和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蒲州),宋初部分又从河东迁返甘、凉一带。元初遂不见吐谷浑一名。从中也反映了唐朝汉人在今甘肃、青海间的开拓和发展。

4、汉人向岭南和滇池洱海地区的发展

(1)岭南俚僚等多民族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北方汉人不断南迁,岭南已是汉人和俚、僚、蛮等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唐初岭南“世为南越首领”的俚人望族冯智戴,于武德五年(621)率众降唐,贞观五年(631)冯智戴到长安朝见,倍受礼遇。太宗“从上皇(高祖)置酒故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朝设置岭南、桂管、容管、邕管等岭南五管,由广州剌史充五管经略使,五管之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列为羁縻州县,实行郡县制和羁縻制并行的治理方法,推动了岭南的生产经济发展,维护了各民族的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汉人汉文化的开拓和传播。

中原各地许多汉人的文人、学士到岭南赴任,培养了一大批岭南的儒生、文士。天宝十三年(754)朝廷下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官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迭补时任令应诸色张贡,仍委迭补使准其考试。”由此可见,唐朝汉人对岭南开拓发展之一斑。宋代学者,对唐朝汉人汉文化开拓岭南的功绩,给予如此的肯定:“委旧德重臣,抚宇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

(2)云南白蛮和乌蛮地区。隋唐时包括滇池地区的云南东部至贵州西部一带,主要分布着称为东爨和西爨的少数民族;而包括洱海地区的云南西部,则主要是白蛮和乌蛮的分布活动地区。其实,属于东爨统治的主要是乌蛮,故曰“东爨乌蛮”;属于西爨统治的主要是白蛮,故曰“西爨白蛮”。在云南西南部地区还有金齿、濮子、望等诸民族文化。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杂处,唐朝云南地处逐渐形成了以白蛮和乌蛮为主的、称作“六诏”的六个地方民族政权。

六诏之间互有联姻,也常有争夺,在彼此消长中出现了南诏政权。在南诏历经的13代王、近200年历史中,基本上和唐朝保持友好往来的关系,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并任命其子阁逻凤为阳仫州剌史,其后“子弟朝不绝于书,进献府无余月。”汉人汉文化也一批又一批地进入滇池和洱海地区开拓发展。

诚如唐人李泌所说:“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汉人在云南的开拓发展和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源远流长。唐朝时,南诏王室潜心学习汉文化,“不读非圣之书,”大批云南贵族子弟纷纭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五十年,不绝其来。”

唐朝汉人在云南的开拓和汉文化在云南的盛传,不仅使当时洱海地区的“城池郭邑,皆如汉制,”而且南诏文人的诗文,也在《全唐诗》《全唐文》中都有有收录。

纵观公元618—907年的唐朝近290年间,主体民族汉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壮大,善于开拓和勇于创新的唐朝汉人,创造出繁荣昌盛的唐朝汉文化,呈现出汉族历史上的空前强盛和发展。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指称历史悠久、善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汉人为“唐人,”将有着浓郁汉文化的汉人和中国人聚居地区,称之为唐人街或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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