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双节时的老同学叙怀
2017-11-15 15:02:52
  • 0
  • 0
  • 0
2017年双节时的同学叙怀

徐亦亭

       时间真如白驹过隙似的,一天又一天地从我们身旁悄然而逝。我们年复一年地迎来又送走了举国同庆的欢乐日子。

      2017年国庆中秋的双节假期,我们几个在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1965年毕业的老同学,于10月7日那天欢聚在新近进京开设的,上海绿波廊大饭店聚餐叙怀。由于今年2017年的国庆期间,正逢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和许多单位,便将今年国庆和中秋双节连在一起,安排了的长达8天的长假。

      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单位,特意在节前让老人们收到了再次增发的养老金。这一匠心独运的抚慰,更让大批退休老人们培觉喜上加喜,更加愉悦地欢度这个的双节。因为这次我们聚会的几个老同学中,有的是刚从德国返回的,有的则专程从沈阳赶来的。所以我们事先就请一位同学,去那家饭店定下个包间,以便老同学们既不受干拢,也不干拢别人地开怀畅叙。

       前来参加聚会的几个老同学,不仅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学者,而且还都是相识长达57年彼此知根知底的老学友。尤其难得的是,这几位又都是趣味相投、所见趋同,平时大家能够放心交谈的好朋友。老哥们相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互相之间彼此相逢往来,从来没有什么嫌疑的。所以,那天老同学们说话没有避讳,叙谈又说得投机,大家趁着雅致又吃得分外的高兴。真是老友座上享佳肴,酒逢知己千杯少,贵客你我话长短,同学叙说畅心怀。

      碰巧,由于大家都是刚刚收到增发的退休金。所以,开始的头话题就自然从这个,党和国家对人民无微不至关爱的内容说起。大家众口一词的是,这几年来国家和政府,对我们老人们实施的各项优待政策,委实让我们沦肌浃髓地感受到,自己老年生活甜美幸福之时,也从内心体会到现今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发展,越发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就这样,老同学们几个谈着谈着,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两个不约而同的浅近的共识。

经历艰难得来的幸福是实在的

     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大都是1960年入大学,1965年大学毕业的。现今虽说已蔚然而成半“老”知识分子了。我说的这个半“老”,是因为我们这批人的生理年龄,应大都在七十五六岁、不到八十岁之间。我们虽然没有上一代师长们那样,厚实的学术经历和丰富的政治磨砺,我们没能像我们老师辈那样,以自己的发明创造或学术成果,对国家和人民作出受人瞩目的贡献。

    然而,我们却可诚如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宝贵的事业。”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平常年代,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从事普通工作并在平凡生活中走过来的。我们所经历的平常年代,没有像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那样至诚至高。但是,当我们回想起自己的这一辈子,我们确确实实地,曾经是“抓紧时间生活”的。

     我们不仅没有因虚度年华或碌碌无为,而且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听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之下,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尽心尽并认真负责地工作了一辈子。当时我们以极低的薪资回报,不讲获取、不计报酬地,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尽全力。

     必须提及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作为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不断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丝毫没有因不求上进而平庸低俗或碌碌无为。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能在所在地区的各自单位中胜任各自的工作,努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且还有不少人成为所在地区、所在单位,负担一定责任的业务中坚。

     所以,我们可以值得自豪的是,当我们回想自己的往事时,确确实实地可以说:我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最宝贵的事业。作为新中国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代人无愧于这一称号。平心而论,我们的的确确是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将自己学习所得和全部精力,无怨无悔地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1.值得回首的大学生时代

     我们这一代现今的半“老”的知识分子们,各自都是从启蒙入学之时始,便都随着新中国的发展步伐而不断成长的。我们目睹着新兴国家的农村合作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和鼓舞下,意气风发地努力学习并考入大学求读深造的。

     在我们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中,最值得回首和书写的是,我们在大学时代,亲历了国家所遭遇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以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等国内外反动派,对我们侵犯和围剿。当时,我们坦然地在饥肠辘辘中,静听着老师为我们讲授的,建设祖国、保卫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有一段难以忘怀时期,我们彼此听着各自腹中发出的辘辘之声,静静地坐在教室或图书馆中,一丝不苟地认真读书刻苦学习。

      在我们大学的五年学习时期里,还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参加了学校按国家规定而组织的,到边陲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去“农村社会主教育运动。”我们不仅以这样的理论联系实际,跨出的坚韧步伐,丈量着自己在革命化道路上,所迈出的人生规迹。更重要的是,通过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我们目睹了当时广大农村,及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实况,开始了解和感受到我们社会和自己生活根底的状况,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农村、农民以及农业,对我们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重大贡献。  

       兴许是因为这些我们共同经历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艰难过去,既成为磨砺我们成长的艰苦之路,也成就了我们获得今天幸福的必由途径。甚至还可以更确切地说,这竟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值得我们自豪的终身财富。

       为此,今年双节之际我们这批相识近60年的老同学之间,无论是互致讯息的问候,还是相晤聚餐时的把盏发出畅叙,都少不了此类良深的感叹。更有我们中的才趣高达者,还通过赋诗在同学中传达,以致庆贺并表达这一感受。这也许说明,只有我们这批随着社会主义中国艰苦卓绝的发展步伐,经历过我们国家68年风云际会遭遇的,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七八十岁的,半“老”知识分子,内心所有的深刻感受。

      2.难以忘怀的“臭老九”生涯

      同样难以忘怀的是,我们还有着相似的刻骨铭心的经历。那就是我们在刚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无可奈何地被视为“臭老九”之时,所产生的心酸历程。

      “臭老九”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斗群众运动中,当时各地将有关部门明文规定的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与被本地区、本单位革命群众,指斥为叛徒、特务,以及简称为走资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8类人列为运动中,革命群众所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居然将知识分子,也列为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批判和斗争的对象。

      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发和批斗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叛徒、特务,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各地城乡的社会上也对本地区,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凡计8类人,列为革命群众批判斗争的对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怎么搞起来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开始将将本地和本单位,有些建国前毕业的所谓“旧”知识分子,进行不确当的批斗。接着就不问青红皂白地,逐步将本地区和本单位,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纳入不确当的批斗对象。这么一来,大约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后期,革命群众所批判斗争的八类人,就被加上知识分子而成为九类人了。

       于是像我这样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也就作为知识分子而无可奈何地,被视作这九类人中的一份子。我们刚走出新中国学校大门的青年,就不知所由地作为“老九”而列入,与建国前毕业的“旧”知识分子一样的,“臭老九”的行列。这几年中我们各自捱过了,自己的一段“臭老九”的心酸生涯。

     在这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多。社会上的许多地方和许多单位,逐渐形成了对有的问题和事件,持不同看法和观点的两派群众,进而发展形成为社会上,互相争斗的两大派别。而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等单位内,不同派别的师生之间,因为闹成了“誓不两立”的两派,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学校的教育工作,甚至还发生两派之间的武斗。

      于是毛主席在这时提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先是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而再提出组织被简称为“工宣队”的,以工人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先前简称为“军宣队”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进驻学校和科研院所等上层建筑单位。由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

      说来也怪,当时这些读了10多近20年的书,留在学校当老师后无理都能说三分的知识分子,平日里一向都是以教育者面目对别人施教的,不知怎么回事居然就能听由文化知识不多学历不高,甚至几乎没有学历的工人师傅们教育,这不能不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奇迹之一。

       各行各业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如今说起来是不堪回首的。当时“老九”们怀抱各自心酸,不得不逆来顺受地屈尊求教,实在令人由衷感叹。不过,我回想自己这一经历的时候,倒是尝到些苦尽甘来的滋味啊!

        通过努力取得的成功是甜蜜的

       在座几个老同学都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扪心自得的学术成就,从而在同行的学界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所以老伙伴谈到的还有一个共识是,我们是通过自身努力取得的成绩,比那些当初靠着各种手段,获取留校名额任教,混到今日仍一无所成,却还自欺欺人地夸耀自己“全都知道”的“专家,”或者至今尚无片纸只字,仅以当年凭权势获取“专家津贴”、可以对外称教授的,各式各样“井蛙式”的校内学者来。我们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的成果,不但享受着同行们的赞许和年轻学者的尊重,而且这种各自奋斗得来、正式面世的成就,才是甜蜜而又乐死的人啊。

     1、 “老九”学会种地的幸福

      以我自己的今天,来与我四十年的自己相比,真不失是有些许沾沾自喜的感觉。回想起来,1967年我作为亲历“文化大革命”辛酸的知识分子,满腔以所学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知识报国的热忱,竟然化为一派无奈的彷徨。最甚时,曾以学习宣扬过“封资修,”而受到工宣队不应有的指斥,从而不得不作违心的“自我批评。”

       在我10多年“老九”生涯中,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不久,就被当作旧机关工作人员,而逐去“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学习。当我在“五七干校”对自己前程彷徨迷茫之时,居然有位政工干部前来启迪我说:“你是不是感到这条五七道路,正在越走越宽广?”接着,就要培养我上台,讲讲这方面的体会。对此,我只有以迷惑的微笑加以婉拒。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10多年难以忘怀的“老九”生涯,尤其是半年多的在“五七干校”的劳动生产,确确实实给我增长了不少生活知识,以及书本上学不到的本领。比如,一直到刚进干校的时候,我仍是个肩不能挑,路不会走的书生。我从来没有用一根扁担挑起过两个担子。即使上大学时参加劳动,也就是两个同学担一个框,或者就是拿把铲子或锄头挖土。

        可是到了岭南农村的干校,人人都是一副肩膀挑两箩框,没有两人抬一个箩框的。正巧又赶上到大地里收木薯,无论老人还是妇女,个个挑上一担就走。我在这种环境下,也就只得挑上一担走开了。接着,我就一担又一担,一天又一天地挑开了。我学会了挑担子,那真是一个高兴啊!

       岭南农村过了春节,就开始撒谷种、育秧。育秧这是技术活,自有老农专门带几个人去干。我和大多人参加整田,整好了的田立即放水,以便会使牛的人来耙田。紧接着我们即去大地种花生了。一待种完花生,就到插秧的时间了。

        南方农村插秧一般都妇女干的活,男子则负责从育秧的秧田里铲秧苗,并将挑秧苗挑到田里供妇女们插秧用。铲秧苗和挑秧苗都是不容易干的技术活,铲的秧苗上要带少许土,但带的土又不能太多。挑秧苗到妇女们插秧的田里去,走的是秧田间泥滑难行的小路,我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走这样的路的。因此我这个男子汉,也只到妇女们的插秧行列中,去低头弯腰插秧了。

      插秧看似轻松,实则是一件很累的农活。插秧者必须要弯腰倒退着插,一般插秧者用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并用手指分拨几根给右手,随即他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护住秧苗插到秧田里去。插下去的秧苗既要深浅合适不至于倒,又要上下左右对齐,以便于日期后田间管理。

       我在岭南农村的五七干校学会种地,参加了大地种植花生和水田插种早稻,确实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收获。岭南农村的五七干校,让我多少懂得一些稼墙艰难,至今我还沾沾自喜地经常乐道于此。因为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野劳动,既让知识分子用汗水在冲刷自己心灵上的污垢,也使知识分子明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意义所在,进而也让知识分子通过生产实践,尝到自己劳动创造所带来的幸福感。

       2、 喜迎“科学的春天”的甜美

      最让我们这代知识分子难以忘情并且回味甘甜的还是,读到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郭沫若于3月31日在全国科学大学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时的欢声笑语。

      (1)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知识分子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知识也真正成为人们努力学习和追求的目标。我在基层所搞的教师业务进修十分受欢迎,由市里水平较高老教师讲授的,每周一次的晚上进修班门庭若市。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厂矿办的中小学,和市属各校刚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青年教师,对每周一晚上老教师讲授的业务课程,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甚至由我编印的语文、政治和历史等科,粗浅的教育辅助资料,每每也都被一抢而空。

       就是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在自己所在的基层地区,渐渐地声名跃起了。于是乎,我在被抽调到自治区,负责中小历史教材编著后,又被借调到自治区的《辞源》修订组,对这部国家大型工具书承担起一定的修订任务,而刚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也向我所在的基层单位发函,正式借调我参加该书《中国历史》卷的编撰工作。

      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让我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

   (2)我工作之余的个人研究

      我在1985年3 月,正式回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母校熟悉的环境让我不仅很快适应了工作,而且还迅速地发展了自己的个人研发。我在编辑学报的闲暇,有时间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著作,研究和思考在学报编辑中发现的某些学术课题,在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并且及时撰写和发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受到同行和业内专家们的好评。

      2005年初,我在退休后的闲云野鹤间,偶发暇情雅致收罗了一下自己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章著作来。居然发现我在1996年负责《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又同时负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之间,在将《民族教育研究》让北京市邮局接受向全国发行,以及带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获取当时,由中国高校学报学会排名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排名第23位的殊誉。自己个人还在这20年间,于全国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及中华文史网上,发表了52篇学术论文。

       这些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统治思想、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民族地域文化研究、中华民族炎黄始祖研究和汉族源流等。这50多篇散刊于各处学术期刊的论文篇名,我已另有专门辑录。为避“挥策四顾,自鸣得意”之嫌,在此略去篇名及发表之刊物期名,庶几免遭自贻伊戚。不过,像本文这样的随笔、散文性质和博客文章,也约有70来篇就不计数了。

      让我引以为傲的还有,与此同时我还由四家出版社,出版了四部颇具影响力的,由我任主编或副主编的大型学术著作。这四部实际上都是我主持下编写的,颇有影响力的大型学术著作是:

       ①我任副主编的1994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我在其中撰写了“羌族文化史”5万字。

        ②我主编的1997年4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杂说》,我在其中撰写了“汉族源流概说”12万字。

       ③我任副主编1999年9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教育50年》。

      ④我任副主编的2001年8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史》,我在其中撰写了“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12万字。

      行文至此,似乎已有些偏离那天老同学聚会时叙怀的内容了。不过,这也可算是我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些许成就的一种甜美吧。另外,我借着记述那天的叙怀,叙说叙说自己的过去,倒也不失是像我这样退离社会主流,只剩下回忆和怀旧的老人,容易获取的一种自得自乐的乐趣吧。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