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是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
我的大学生活之一
我是在1960年9月,至1965年7月期间上的大学。就读的就是我们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作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当时中央民族学院
入学不久,我们就遇上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并没有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因为过着吃不饱、饿肚子的日子而愁容不展。相反,我觉得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师生,那时都生机蓬勃地满怀着革命理想,充满了希望而勤奋学习、愉快生活着的。
当时,全校各族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地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物资稀缺等困难,同仇敌忾地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民族学院渡过了五年难以忘怀的、充实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活。
迎新会上初见全国著名的历史学者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并于当年就开始招收学生。只是与学校一样,在最初几届的招收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和从少数民族地区招来的“调干生,”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1960年可能是中央民族学院,首次在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天津、上海、江苏等非少数民族地区招生,而且基本上招的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招生名额多达80多人。我们这班新生到校后,历史系学生人数大增,首次实现了五个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班的完整无缺。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除了语文系有两三位教授之外,
在迎新会上,对我们学生影响最深的,当然是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并且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专
大名鼎鼎的专家与对之敬仰慕化的莘莘学子、学富五
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到他当时的南池子住所造访,还曾与他谈及此事。老先生依然如故地和蔼可亲,风趣一笑地说道:你还记得这么真切。那个时代的大学问家,就是这样地毫无架子。
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两个方向
建国后的全国高等校院,经过调整后到60年代初,诸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各院校的历史系,都已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作为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除了拥有的众多教授数量外,还因为他所设立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是自己所独有的特色专业,为其他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中,正副教授们也就有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专业区分。
历史学方面的如:翁独健、傅乐焕、张锡彤、徐宗元、胡德煌、王鍾翰、石钟健、邝平章等;民族学方面的则有如: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和陈永龄副教授等。
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
历史系当时还有一批才华横溢中年讲师。他们纷纷登上教学第一线,不仅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讲课,深受我们的欢迎;而且还平易近人地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感情。如历史学方面的李文瑾、孙鉞、苏晋仁、贾钦
亲聆著名教授有特色的授课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在当时属全国第一流的,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得以聆听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面提亲授。
学校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育。为了加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门通史课的教学,我们一年级时的世界古代历史,由张锡彤老先生亲临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由
40多年后的2008年,当我和老伴去埃及时,面对古老的卢克索克纳克尔神庙,以及雄伟昂然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正是回想起当年张先生教我们的世界古代史知识,才能对埃及古代文明与我们华夏古代文明,做出比较研究从而撰写出一些文章。
相比
只是他那风趣诙谐讲叙,总是弄得我们乐滋忘情,往往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自己记笔记的手。只是听到下课铃声,才又后悔没能记下这一堂精彩的中国古代历史笔记。
尤其是,
由
令人难忘的老师
那时
在1960年入学历史系的80多人中,大部分人在是中学里学习俄语的,只有14人是在中学里学习英语的。所以,我们每当上外语课时,的学生占了平时上课的大教室,英语班的14人就到2号楼语文系的小教室去。这就显得我们这14人的英语班,与全班多数人众的俄语班有点
我们英语班“不同于众”的还因为是,给我们上课的教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
还有一位令我难以忘
他带领我们到广西百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实习调查。一个山寨、一个山寨地查看我们的实习村落和生活状况,择定编写的家史和村史素材。书稿写出后又和我们一起挑灯夜战,将完稿的家史、村史,刻成腊版油印成册。
直到我毕业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偏远的广西竟然不知深浅地,向他索要“评法批儒”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