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是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

我的大学生活之一

我是在1960年9月，至1965年7月期间上的大学。就读的就是我们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作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数量，在北京高校历史系中仅次于北大历史系，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流的高校历史系。我就在这个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里，渡过了五年快乐而终身不忘的大学生活。

入学不久，我们就遇上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并没有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因为过着吃不饱、饿肚子的日子而愁容不展。相反，我觉得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师生，那时都生机蓬勃地满怀着革命理想，充满了希望而勤奋学习、愉快生活着的。

当时，全校各族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地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物资稀缺等困难，同仇敌忾地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民族学院渡过了五年难以忘怀的、充实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活。

迎新会上初见全国著名的历史学者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56年，并于当年就开始招收学生。只是与学校一样，在最初几届的招收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和从少数民族地区招来的“调干生，”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1960年可能是中央民族学院，首次在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天津、上海、江苏等非少数民族地区招生，而且基本上招的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招生名额多达80多人。我们这班新生到校后，历史系学生人数大增，首次实现了五个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班的完整无缺。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除了语文系有两三位教授之外，全校教授几乎全都集中在历史系，其他如政治系、文艺系和預科一部、預科二部都是没有教授的。历史系拥有正副教授，仅次于北大的雄厚师资力量，使历史系更显俊杰毕至、名师云集。校、系领导对我们这届新生入学的迎新大会十分重视，教授专家全体出席开得非常隆重。

在迎新会上，对我们学生影响最深的，当然是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并且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专家教授们。系主任翁独健先生的风采，他那风度翩翩的雅观趣谈，至今仍历历在目。只见他身披风衣、手持烟斗，挺身站立而道：我叫翁独健，就是一条腿“独健”。顿时之际，一阵轰堂大笑。

大名鼎鼎的专家与对之敬仰慕化的莘莘学子、学富五车的教授与求知若渴的芸芸学生、众望所归的校系领导和他领导的师生之间，顷刻就自然而然地融为了一体。

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到他当时的南池子住所造访，还曾与他谈及此事。老先生依然如故地和蔼可亲，风趣一笑地说道：你还记得这么真切。那个时代的大学问家，就是这样地毫无架子。

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两个方向

建国后的全国高等校院，经过调整后到60年代初，诸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各院校的历史系，都已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作为全国第一流的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除了拥有的众多教授数量外，还因为他所设立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是自己所独有的特色专业，为其他院校历史系所没有的。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中，正副教授们也就有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专业区分。

历史学方面的如：翁独健、傅乐焕、张锡彤、徐宗元、胡德煌、王鍾翰、石钟健、邝平章等；民族学方面的则有如：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和陈永龄副教授等。

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居的教授不同的是，那时候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都是以教学为第一已任的。除了翁独健主任和林耀华副主任外，如副主任傅乐焕教授和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程溯洛、陈永龄、邝平章等正副教授，都是直接给我们上课的。他们敦厚的教导和亲切地指引，使我们在今后几十年的成长道路上，充满了永不休止动力。

历史系当时还有一批才华横溢中年讲师。他们纷纷登上教学第一线，不仅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讲课，深受我们的欢迎；而且还平易近人地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感情。如历史学方面的李文瑾、孙鉞、苏晋仁、贾钦颜等老师，民族学方面的施联珠、陈雪白、宋蜀华、黄淑娉、王辅仁、朱宁、胡恒和陈凤贤等老师，都是我们毕业后返校时，必然拜访的尊敬的师长。

亲聆著名教授有特色的授课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师资力量，在当时属全国第一流的，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得以聆听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面提亲授。

学校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育。为了加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门通史课的教学，我们一年级时的世界古代历史，由张锡彤老先生亲临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由徐宗元先生亲临教授。这是两位学问渊博、功底扎实的老专家，更是两位令人信服、受人尊敬的长者。

张锡彤教授是驰名的世界古代历史专家，由他翻译出版的苏联专家柯斯文著《原始社会史》，至今仍是中国这方面的权威专著。当时年近60的张先生讲课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而且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十分好记笔记。许多邈远朦胧的远古历史，经他讲述后令听者难以忘怀。

40多年后的2008年，当我和老伴去埃及时，面对古老的卢克索克纳克尔神庙，以及雄伟昂然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正是回想起当年张先生教我们的世界古代史知识，才能对埃及古代文明与我们华夏古代文明，做出比较研究从而撰写出一些文章。

相比于张锡彤教授，当时才40出头的徐宗元先生，显得更为年轻有为。据说徐先生是在30多岁就评上了正教授，是当时学校最年青的正教授。徐先生专攻中国古代史，功力深厚，他将“悠哉邈远”的“三五之代”中国远古历史，讲得非常形象生动，所以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只是他那风趣诙谐讲叙，总是弄得我们乐滋忘情，往往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自己记笔记的手。只是听到下课铃声，才又后悔没能记下这一堂精彩的中国古代历史笔记。

尤其是，徐先生讲课时，会不时地在堂上对学生点名提问，内容是他刚教授过的重点，一方面检验教学效果和学生听课情况，另一方面也增进了与学生间的交流。这样的堂上交流，也是我们欢迎徐先生的内容之一。不过，对那些上课思想开小差、看小说，或做其他事情的学生，他也是洞若观火，会喊他们起来回答问题，若回答不出、或者是“答非所问”，就让他暂且站立一会儿。

由于徐先生出色的教学和指导，我和许多同学立即就对中国远古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课后常去查阅和收集“正史”中的有关史料。正是我在大学时期打下的中国古代史基础，才让我在退休之后，能够专注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撰写一些关于女娲、神农和黄帝、蚩尤等华夏始祖，以及汉族发展源流方面的文章。

令人难忘的老师

那时历史系的老师，普遍受到学生的拥戴。因为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学生，不像如今有一些“教师”那样，常向学生索取。当时几位教学颇有特长、对学生亲切入微的老师，会令我们长久难以忘怀。英语教师徐先伟先生，就是我们无论走到那里，总会时刻想念的一位老师。

在1960年入学历史系的80多人中，大部分人在是中学里学习俄语的，只有14人是在中学里学习英语的。所以，我们每当上外语课时，的学生占了平时上课的大教室，英语班的14人就到2号楼语文系的小教室去。这就显得我们这14人的英语班，与全班多数人众的俄语班有点

我们英语班“不同于众”的还因为是，给我们上课的教师徐先伟先生，是位英语功力深厚、口语流利、教学有方的赴美归国的学者。她为人谦和亲切，在她的教导下，英语班14个学生亲如兄弟姐妹。1962年春节，徐先伟先生还将我们英语班的七八个留校学生，邀请到她在中关村的家去。在我们毕业时，她已有两年没有上我们的课了，但我们英语班的14个学生，都没有忘了专门找她合影告别。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徐先生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让我的英语成绩和水平突飞猛进。在徐先伟先生鼓励式的教学下，我的英语成绩几乎是从班上的末位，飞速上升到班上的前列之位。徐先生注意到我难改浓重吴语口音的，“洋泾浜”式英语发音，就让我不像有的同学那样，花功夫去注重口语朗读，而是指引我下力气进行书面阅读，通过掌握大量单词，再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于是就让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逐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还有一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师是，当时的青年教师戴可来先生。戴先生是历史系学识广博、才华横溢的一位老师，他好像1958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参加完少数民族五套丛书调查，来到我们历史系的。他在那时给我们开设的“世界民族志”，是一门从无人上过的、开拓性的新课程，从上台讲课到编写讲义，都是他一人的亲力亲为。

他带领我们到广西百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实习调查。一个山寨、一个山寨地查看我们的实习村落和生活状况，择定编写的家史和村史素材。书稿写出后又和我们一起挑灯夜战，将完稿的家史、村史，刻成腊版油印成册。

直到我毕业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偏远的广西竟然不知深浅地，向他索要“评法批儒”的资料。戴先生费心地给我邮寄了一些当地少见的资料，还婉约告示我怎样阅读这类材料。可敬的戴先生，我一直铭记着我们的相处，更期盼着您的再次面命耳提。